乾淳之治军事上有什么变革

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在金国的威胁之下，而且南宋内部问题多多，士风日下，吏治腐败。官俸和军费占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宋高宗时期政府加重税，又使农民造反。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于赵昚，是为宋孝宗，宋孝宗即位后，颇欲有番作为，改革朝政，力图恢复，他给岳飞平反，又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战派，锐意收复中原。重新拜张浚为相。并且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

总体说来，宋朝的内政形势有所改观，宋朝相对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

政治

宋孝宗吸取秦桧长期位居宰相，形成盘根错节势力的教训，大大缩短了宰执的任期。孝宗时刻提防宰执发展个人势力，结成朋党。孝宗还十分严格地遵守外戚不预政的“家法”，成功地防止了如同后来韩侂胄、贾似道以外戚擅权揽政的局面。在宰执集团内部的宰相与执政的关系上，宋孝宗也力图使参知政事成为牵制宰相的力量。

北宋初年，参知政事的设立，确实起到了分割、削弱相

权的作用，而且宰执间议论政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责，退不相衔。”但是,“元丰改制”后，参知政事废而不置,其职事归中书、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垂，成为宰相的属官。南宋建立后,虽复置参知政事一职，但其地位、权力和作用已不能和初设时相比。

此外，宋孝宗还加强台谏官的监察职能，其主要目标是针对宰执集团，尤其是针对宰相的。首先，孝宗将台谏官的除授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断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援引、倚为鹰犬的关系。孝宗勤于理政，在南宋诸帝中还是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灵时已无一则自事，思日：岂有未至者乎?则求三两事反复思虑，唯恐有失。”以致在他禅位光宗的前一天还在亲自除吏。通过对孝宗理政的考察，不难发现，在他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背后，隐藏着他对大臣百官的不信任，唯恐被他们蒙弊。

军事

在军事上，整军兴武，宋孝宗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

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

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

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不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

此后，宋孝宗虽然也整军练武，积极作好攻金的准备，又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发难，企图以之激化矛盾，引发军事对抗，但他既受制于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

“寿皇圣帝（孝宗）之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金世宗也“每戒群臣，积钱谷，谨武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宋孝宗）之将有为也”。但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才以81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的花甲老人。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在内地和边防增招兵员，但是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宋孝宗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当时四川地区共有义兵5.3万人，与等额官军相比，每年节省财政开支六七百万。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像选拔文官一样，宋孝宗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经武举考试合格者，还必须到军中涪熟军政7年，枢密院设置诸军大小将领的花名册，以备随时抽验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