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后为什么袁世凯得到了重用

袁世凯（1859年—1916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1898年9月20日，袁世凯返回天津，第二天去总督衙门拜谒荣禄。不料，却得到一个万分震惊的消息：慈禧已于20日成功发动“戊戌政变”！

原来，当时正逢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而朝廷很多官员奏请光绪帝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以便请其赞助新政。慈禧不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担心他们掌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9月19日，慈禧得知光绪帝将于第二天会见伊藤博文，顿时怒不可遏，立刻传下懿旨，以皇帝生病不能处理朝政为由临朝训政，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并于21日以光绪帝之名发布“训政”诏书。

事态发展之快，让袁世凯措手不及。想到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袁世凯不寒而栗。倘若此事被康有为等人供出，自己岂不遭塌天大祸！为了保住个人身家性命，袁世凯当机立断，将慈禧、荣禄尚不知道的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的兵变密谋和盘托出，并申明自己的忠心和立场。

此前，荣禄听说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并提拔，对袁世凯起了些猜疑，可听到袁世凯的“告密”，相信他并非自愿参与其中，也并无兵变的打算，因此对袁世凯依然信任如初。

当天，荣禄连夜进京，面禀西太后。当时慈禧等人尚不知道维新派的密谋，所以只是下令捉拿康有为兄弟。听完荣禄禀报，立刻下令扩大范围，大肆抓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已经出逃，谭嗣同、杨锐等“戊戌六君子”被抓，于28日斩首于菜市口。

尽管戊戌变法的失败不能归咎于袁世凯的告密，但袁世凯的告密无疑起到催化与加剧的作用。无论如何，人们看到的结果是，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命断菜市口，袁世凯却因此进一步取得慈禧与荣禄的信任而一路高升。1899年，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

正因为袁世凯并非反对变法，因此他一旦掌握大权，便率先实行起变法来。袁世凯自任山东巡抚及随后的直隶总督开始，便着手兴办现代教育，其间最显著的政绩是创办了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的前身）这一中国首创的现代化大学，又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同时兴办实业，发展工矿业、交通业、农副业等，一反中国士大夫重农轻商的观念，采取农商并重方针，创办商务总会，设立银元局等；整饬吏治，设立官吏考验处、调查处等，还创建了中国警察制度。对于清廷1901年以后推行的各项“新政”，袁世凯更是事事率先倡办，曾有人评价袁世凯说：“清廷革创之政，几乎均出其手。”

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对山东境内义和团的镇压，受到李鸿章和洋人的赏识。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与光绪西逃。袁世凯与时任粤督的李鸿章，联合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等人，采取东南互保的政策，使得东南、中南一带免于涂炭。山东居于南北要冲，其地理位置对稳定大局尤其重要，袁世凯能够顶住当时朝廷主流派的乱命，立足山东，保境安民，不失为明智之举。

庚子之变后，荣禄节制的武卫军，有三支全军覆没，包括聂士成的武卫前军，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只剩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新建陆军）毫发无损。袁世凯坐守山东，未盲从当时朝廷主流派，追随两宫西狩一路勤王，或许心中有愧，担心老佛爷怪罪，在两宫西狩期间，不断地孝敬银两以及各种生活物品。

由于慈禧西逃匆忙，生活用品所带无几，尽管贵为太后，一旦离开紫禁城，便有了数不清的困窘与磨难。好在袁世凯懂得雪中送炭，各种贡品，包括银子、贡缎、食物等，源源不断地送来，帮了慈禧太后的大忙。到慈禧一行回京，袁世凯光银子就送了40多万两。而且袁世凯还十分体恤随行大臣和太监，也分别给他们送去不同数量的银子。收到银子最多的荣禄和太监李莲英，不断在慈禧耳边为袁世凯说好话，使慈禧对袁世凯更加信赖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