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晚餐》艺术鉴赏

《最后的晚餐》是意大利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所创作，以《圣经》中耶稣跟十二门徒共进最后一次晚餐为题材。画面中人物的惊恐、愤怒、怀疑、剖白等神态，以及手势、眼神和行为，都刻画得精细入微，惟妙惟肖，是所有以此题材创作的作品中最著名的一幅。收藏于意大利米兰圣玛利亚感恩教堂。

画作内容

内容背景

《最后的晚餐》取材于《新约圣经》，据《新约圣经·马可福音》记载：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犹太教祭司长阴谋在夜间逮捕他，但苦于无人带路。正在这时，耶稣的门徒犹大向犹太教祭司长告密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犹太教祭司长就给了犹大30块钱。于是，犹大跟祭司长约好：他亲吻的那个人就是耶稣。逾越节那天，耶稣跟12个门徒坐在一起，共进最后一次晚餐，他忧郁地对12个门徒说：“我实话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12个门徒闻言后，或震惊、或愤怒、或激动、或紧张。《最后的晚餐》表现的就是这一时刻的紧张场面。

构图布局

《最后的晚餐》宽420厘米，长910厘米。达·芬奇不仅在绘画技艺上力求创新，在画面的布局上也别具新意。一直以来，画面布局都是耶稣弟子们坐成一排，耶稣独坐一端。达·芬奇却让十二门徒分坐于耶稣两边，耶稣孤寂地坐在中间，他的脸被身后明亮的窗户映照，显得庄严肃穆。背景强烈的对比让人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耶稣身上。耶稣旁边那些躁动的弟子们，每个人的面部表情、眼神、动作各不相同。尤其是慌乱的犹大，手肘碰倒了盐瓶，身体后仰，满脸的惊恐与不安。

画中人物从左到右是：巴多罗买（Bartholomew）、小雅各（亚勒腓之子/James,son of Alphaeus）、安德烈（Andrew）、叛徒犹大（Judas Iscariot）、西门彼得（伯多禄/Simon Peter）、约翰（若望、John）、耶稣（Jesus）、多马（多默/Thomas）、大雅各（西庇太之子/James,son of Zebedee）、腓力（Philip）、马太（玛窦/Matthew）、达太（圣犹大/Jude Thaddeus）、奋锐党的西门（热诚者西满/Simon the Zealot）。

艺术鉴赏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最初创作构思起步于卡斯塔尼奥的作品。在达·芬奇的草图中，一字形排开的构图，犹大独自坐在长桌的另一边，耶稣正把面饼递于犹大的面前，众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犹大。为了形成众人对犹大的压倒一切的气势，达·芬奇在草图中升高了视平线。达·芬奇在草图中也学习了卡斯塔尼奥的做法，让门徒约翰伏在桌上。

而以前传统的画法是根据圣经原典的描述，让约翰投于耶稣的怀中。草图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照搬了来自生活的素材，人物都具有剧烈的情态，动作幅度较大，却少有相互的联系。

达·芬奇继承了卡氏对宗教题材的情节化的处理方式——在画中讲一个生动、真实的故事。这种宗教题材的世俗化倾向在15世纪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当时，许多画家喜欢把圣经故事展现于此时此地的现实环境中，并常常在其中画上自己和朋友的形象，以此为荣。

达·芬奇采用了平行透视法，运用了最为传统的一字形排开的构图惯例，让中心焦点集中于耶稣的明亮的额头。耶稣伸开双手，低垂双眼。他已经把话说完，沉默着。但是，他的手势却有着不可抗拒的精神的号召力，召示和启迪人们去内省，去沉思。

作品运用了高超的明暗技法，“达·芬奇被认为是明暗对比法之父，尤其是他的《最后的晚餐》，在较后的艺术中第一次大规模地把明暗用作构图因素。”所有人物都被统摄于神秘而宁静的光影之中。不同于卡斯塔尼奥等三位画家，达·芬奇用阴影消除了背景中应该会有的所有的细节。

沃尔夫林说，为了精神统一的需要，在达·芬奇的作品中，“仅仅能够给观者快感或分散注意力的因素都从场景中取消了。只有能够满足这个主题迫切需要的东西⋯⋯才被提供给想象力。没有一样东西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的：画里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体。”

十二门徒的情感充溢，动作强烈，展现出了达·芬奇观察和塑造各类人物的才能。同时，以基督为中心，他们被相当有序地组合成左右平衡的四组。巧妙的组合使他们获得了秩序的宁静。犹大本人的“隐退”，使得由他而起的众门徒的激情转化成了“无声的喧哗”，成了耶稣这一“最强音”的“和声”。正是由于这一对比，耶稣的沉默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贡布里希曾用“哑剧”一词来描述这一作品的场景气氛，可谓意味深长。

沃尔夫林认为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这一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种种“同一性”，预示了巴洛克风格的到来。他把圣经文本中存在的“圣餐设立”和“宣告背叛”这两部分相矛盾的内容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这种创造能力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也许，正是因为达·芬奇在15年前尝试这种独创性的“哑剧”手法不甚成功，致使他的《三贤士来朝》永远停留在了草图阶段。而《最后的晚餐》这一杰作终于成功地使艺术新成就与历代优秀的艺术传统以及题材固有的文化内含如此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

当然，达·芬奇的创作不可能再回到普里西拉墓室的“分面包”的多义性之中去，他也不可能采用中世纪时期冷冰冰的图案符号式的人物造型和手法。经过几代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大师们的努力，悠久而丰富的古代文化，与现实生活的人性与情感在艺术的创作中是不应该再被分离的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发展的结合上是做得最好的典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