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的历史评价

“北洋三杰”之一段祺瑞，被称为“北洋之虎”，曾任国务总理、执政，有“三造共和”的美誉，是当时少有的廉洁官员。段祺瑞虽为军阀，但人格形象颇佳，由于笃信佛教，平日多半吃斋，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朴素，清廉如水，无积蓄、无房产。他一生做人信条是“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享誉于世。在物欲横流、无官不贪的民国时期，他是个官场的另类。

正面评价

黄征在《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中认为：“段祺瑞在我国近代陆军教育史上，特别是军事院校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单宝在《安徽史学》中认为：“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思想确实有了转变，赞成共和，并以实际行动加快了形势发展的进程，不能笼而统之称他是袁世凯篡夺政权的‘帮凶’。”丁贤俊认为：“袁世凯称帝中段祺瑞的共和观只不过是既不要皇帝又反对革命党，但他能冲破20年与袁世凯结下的长僚关系和亲密私交，弃官冒死维护共和，毅然反对洪宪帝制，对于一个在忠孝节义封建道德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将领来说确实难能可贵。”

近年来有一种新观点：“五、四”时期颇似春秋战国时期，段祺瑞没有绝对权威，致力于武力统一。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客观上放松了思想钳制，新文化运动得以蓬勃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得以生存发展。

吴佩孚：“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葬令里评价：“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场，迅遏逆氛，率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梁启超评价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负面评价

莫建来在《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的作用》中总结道：“段祺瑞对中国军事近代化上的推动作用应予肯定，但是军私有化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难辞其咎。”李开弟认为：“在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只不过是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的工具。袁世凯称帝中，段祺瑞与袁世凯的不合作，关键是争夺个人权力，决非有“共和”的思想基础，他不过是一个，一贯谋取私利而反复无常的政治投机分子。”大部分学者张勋复辟中对段的个人动机则多持否定意见，认为他不过是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把戏，借张勋之手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然后借“共和”之名，清除张勋，东山再起。

他的胜利不过是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产物，对民主共和并无实质性的助益。章伯锋在1988年出版的《皖系军阀与日本》中认为：“皖系军阀的统治，主要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皖系军阀能够连年对南方发动战争，其庞大的军政费用开支，主要依赖新交通系所经手的对日借款。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援助，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被段祺瑞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其卖国的本领，远远超过其前辈袁世凯。”

“三·一八”惨案中，《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知识阶层无论其政治观点与学术观点有怎样的不同，均纷纷痛斥执政府和“执政”段祺瑞的行为为“倒行逆施”、“暴行”，“是政府自弃于人民矣”，“是民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学人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王世杰、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邵飘萍、陶孟和等，均有文字见诸报端；梁启超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刘半农与赵元任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鲁迅则有《记念刘和珍君》等文，尤为悲天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