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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宁宗赵扩的为政举措有哪些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4 03:37:31

宋宁宗赵扩(1168年11月18日—1224年9月18日),宋朝第十三位皇帝(1194年-1224年在位),南宋第四位皇帝,宋光宗赵惇与慈懿皇后李凤娘的次子。

宋宁宗即位后,任用赵汝愚和韩侂胄为相,赵、韩两派斗争激烈。在治理国家上有了一些变革:

重视台谏

虽然宁宗对政事少有自己的主见,但他对台谏的意见却是十分重视。宋代的台谏官有纠正帝王为政疏失、弹劾百官的权力,他们的议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公众舆论,历代宋帝都非常重视台谏奏议。宁宗严格遵循祖宗之法,曾对人说:“台谏者,公论自出,心尝畏之。”殊不知,台谏的公正性是建立在帝王有知人之明的前提之上的,只有正直的士大夫入选台谏,才能使台谏发挥正常、良好的作用,而宁宗却缺乏辨别人才的能力,居心叵测之辈因而可以大肆引荐党羽进入台谏,控制言路。宁宗一味认定台谏之议代表公论,不可不听,至于台谏官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却不闻不问。结果,原本受到士大夫尊敬和向往的台谏职位上,充斥着败类,他们打击异己、讨好权臣,是权臣用以控制宁宗的又一有效工具。

更化措施

韩侂胄死后,宋宁宗声称要革除韩侂胄的弊政,为赵宋基业“作家活”。史家把嘉定初年的政治举措称之为“嘉定更化“。“首开言路,以来忠谠”是宁宗更化的第一个措施,他再次表现出“人所难言,朕皆乐听”的诚意,但也只是听听而已。改正韩侂胄专政时期的国史记载,也是更化内容之一。

此外宁宗的措施还有清洗韩党,陈自强、邓友龙、郭倪、张岩、程松等都贬窜到远恶州军,除名抄家的也大有人在。但清洗却走向了极端,凡是赞同过北伐恢复的都被视为韩党。

叶适被夺职奉祠达十三年之久,陆游也以“党韩改节”的罪名被撸去了职名。平反昭雪与清理韩党是同时进行的。赵汝愚尽复原官,增谥忠定,算是充分肯定他在绍熙内禅中的忠诚与功绩。朱熹被赐予文臣最高荣誉的一字谥,称为朱文公。吕祖俭、吕祖泰与庆元六君子也分别有所表彰。

但宁宗在用人为政上依旧懵懂颟顸,招用人才中竟有赵彦逾,右司谏王居安进言道:“用人稍误,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王居安曾参与政变,后任谏官,成为政变派论劾韩党的急先锋。但他的话触着了钱象祖、史弥远的痛处,立即被免去谏官之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都失望地说:“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

外交

赵扩在位后期,北方形势巨变,蒙古崛起,金朝连年为蒙所侵,被迫迁都于汴京。宋朝廷中报仇雪耻之议又复起,纷纷请罢金国岁币。嘉定十年(1217年),金又分道伐宋,赵扩遂下诏伐金,于是宋金之战复起,东起山东,西至秦陇,互有胜负,延续了6年之久,迫使金国新君金哀宗在嘉定十七年(1224年)派人同南宋通好,明令部下不得进攻南宋。宋金双方进入休战状态。

嘉定十四年(1221年),蒙古军进逼汴京,与北伐宋军接触,胶西宋军纷纷南逃,京东军降于蒙古军。由是宋被迫派使者通好于蒙古。

历法

颁布《统天历》

庆元四年(1198年),因所用《纪元历》占候多差,宋宁宗下令更造新历。庆元五年(1199年)五月,杨忠辅创制新历,宁宗赐名为《统天历》。这与现代所测数值只相差26秒,而与现行的公历所采用的数据相同,比西方《格里历》的颁行早383年。但因推测日食等不验,《统天历》只使用到开禧三年。同年又造《开禧历》代替统天历,行用于世45年。

颁布《庆元条法事类》

嘉泰二年(1202年),宋宁宗令大臣谢深甫等人编修的《庆元条法事类》成书,该书共八十卷。嘉泰三年(1203年),宁宗皇帝下诏正式颁行。宋初《重详定刑统》基本照抄唐律,很多令文已不适用于宋代社会,且宋时法令汇编惟有《庆元条法事类》残本传世。尽管残本不足原书之半,但仍保存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刑法、服饰等各方面的法令,为研究宋史,特别是中国法制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宗教

宁宗在位期间,重视新建与重修道教宫观。他即位之初,便遣使入九宫山向张道清致礼。庆元五年(1199年),朝廷赐名“真牧”。嘉泰四年(1204年)升观为“钦天瑞庆宫”,加号“太平护国”。开禧二年(1206年),令江西转运使又赐闲田,蠲其租赋。慈明皇后也赐钱为其置田庄。嘉泰元年(1201年),他将登位前的潜邸改为开元宫,祀火德真君;嘉泰四年,扩建开元宫;又增修中兴显应观,赐田百余亩。

宋宁宗久闻洞霄宫住山名道龚大明,召他入宫举行斋醮,赐与十分优厚。但后来龚大明要求回宫,宁宗封他为“冲妙大师”,赐紫衣、金币,建造演教堂一座。开禧元年(1205年),宁宗赐内帑钱在洞霄宫内建造新法堂,并赐《演教堂》匾。嘉定五年(1212年)宁宗亲自来到洞霄宫,见到了新建的演教堂,亲书赐予匾额。开禧年间(1205—1207年),漕臣黄荤游洞霄宫,道士提出要新铸巨钟一只,希望得到皇帝支持。黄荦回朝后向宁宗表奏此事,宁宗很快下诏赞同,赐斋金50两,白银550两,并派遣内侍省副都知、皇城司提点刘世亨奉旨监铸巨钟事,采用金、铜、铁三合一而成,并造了钟楼配套,由尚书刑部侍郎兼国史实录院曹叔远撰《洪钟记》,刻碑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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