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文章中的美学思想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4 00:54:15

实用、简约是韩非美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实用须以简约为手段。如果实用却拖沓累赘，其美学价值将大打折扣；简约须以实用为前提。简约却无所用，简约就失去其存在的必要和依据。

实用、简约的美学思想处处表现在韩非散文中。比如文章题目多用数字，《二柄》《八经》《三守》《十过》等。《二柄》就是君主统治国家必需的两种手段：刑、德；《八奸》讨论了危害君主和国家的八类奸邪之臣；《三守》论述君主保护自身的三种手段。每个题目都简洁明了，不故弄玄虚。

论述过程中，韩非子一样喜欢用数字，一、二、三、四分门别类，有条不紊，非常清晰。实用、简洁的美学思想在其散文结构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文学作品的结构是指“文学作品内部的组织构造和总体安排”，它的本质是以一统多，作者从一定的主观意图和审美理想出发，将分散的文学材料熔铸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

因此，结构常常体现着作者对美的理解。先秦诸子散文发展前期主要以语录体为主，简洁是其特点，有时寥寥数语即构成一篇文章，所以尚未深入涉及作品结构问题。及至战国末期，社会生活日益丰富，散文反映的内容随之增加，如何把庞杂的材料熔铸成结构紧凑的文章是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韩非在汲取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创制了与其法家思想吻合的散文结构，形成一篇篇在古代散文史上影响久远的长篇巨铁。并列式和总分式是韩非散文结构的主体。并列式指文章由若干个对等的部分组成，其间没有任何起承转合的文字，所有内容由一条隐含的主线——法家思想将其联系在一起，形散而神不散，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此类结构以《难》四篇为表。“难”作为一种议论文体式，首创于韩非。其基本格式是作者先提出一种观点，然后以此为的予以批判反驳，在反驳中阐述、树立自己的观点。

《韩非子》中有“难”体散文四篇，每一篇都有若干章驳论组成。对于整篇文章而言，这些驳论的地位是等同的，没有轻重主次之分。驳论与驳论之间也没有起承转合的词语或句子，乍看似乎是随意放在一起的，实际不然，它们表现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一韩非的法术势思想。

如《难二》共由七章驳论组成，第一章借晏子谏齐景公“止多刑”说明，法律的实施关键在于是否得当，而不在多与少。第二章借批评齐桓公为消除遗冠之耻而“发仓困赐贫穷，论图图出薄罪”的做法阐明“赏无功”、“不诛过”不仅不能雪耻，而且是“乱之本”。其他五章也均是从不同角度入手宣扬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

在并列式结构的散文中，《亡征》是一篇奇文。文章列举了将会导致覆国亡君的４７种做法，４７种做法被韩非用４７个以“可亡也”结尾的句子简炼地概括出来，并列平行地组合在一起，气势宏大，震撼人心。读之，一个接一个“可亡也”“可亡也”扑面而来，仿佛杀身之祸就在眼前，令人不由得悚然惊觉。

郭沫若先生评价此文可以和屈子的《天问》媲美。除此之外，用并列式结构的还有《解老》《喻老》《八经》等篇章。而在一些非并列式的篇章中，韩非也往往穿插大段的并列相承式文字，如《难言》中对各种进言方式弊端的描述，《说难》中对游说之难的分析等。由此可见韩非对并列式的青睐。

总分式是韩非散文的另一重要结构方式。“总”就是文章的主旨，“分”是对主旨的阐释和发明。如《十过》，开首便点出文章主旨，即君主容易犯的１０种过错及其危害。接着用唇亡齿寒、濮上之音、重耳灭曹等１０个寓言或历史故事分别进行阐释。

《韩非子》中有《储说》６篇，可谓总分结构的代表。如《内储说上——七术》，开篇点题：“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惩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智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这是全文的总纲。

接着有７小段并列文字对“七术”分别作初步地解释。如“众端参观”：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而江乙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

这一段文字相对总纲来说是“说”，相对下文的“说”而言则又是“经”。“经”多使用对偶修辞手法，富于节奏，朗朗上口，便于记诵。“说”多为故事，趣味横生，帮助人们理解“经”所述道理。如果把总分结构比喻成一颗大树，那么“总”文章的主旨，是大树的本根，“分”对主旨的解说，是大树繁茂的枝叶。根为枝叶提供营养，枝叶表现着根的活力，二者缺一不可。

并列式和总分式结构形式上虽有不同，其实质却一样。二者都是通过主旨把零散的材料熔铸成一个整体，使其从不同角度表现主旨。唯一不同的是并列式结构中文章的主旨是隐含的，而总分式结构的主旨是点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