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治国主张

韩非与其他法家一样，是非常注重实际的。他知道国家的局势已经与从前不同，必须要作出改变，所以反对“法古”，并且提出了“三世论”。

上古、中古与近古三世，因为人民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治理方式。上古时期禽兽多，需要圣人教导人民用木搭建房屋，以躲避禽兽；中古洪水泛滥，就需要鲧、大禹这样的治水人士；近古有夏桀、商纣残暴昏乱，就需要商汤、武王起兵讨伐，以解救民苦。

但是，如果在夏朝仍有人架木屋居住、钻木取火；在商朝仍有人整日疏通河道，那些人一定会被取笑。所以，治国不能墨守成规、沿袭从前，而是要依据当世的情况，制定相应的策略。

君王如果想富国强兵，决不能再循规蹈矩

韩非从“三世论”谈起，强调社会状况各有不同。从前的人口少，不必耕作，靠野果充饥就足以吃饱，妇女们也不必纺织，穿兽皮就足以保暖；时至今日，人口渐增，财物和资源相对变少，于是就会发生争夺事件。

从前的天子，很轻易地就可以“让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天子的权势很小；时至今日，人们哪怕是坐在“县官”的位置上，都很难辞职，因为他们的权力很大。

从前周文王推行仁义而王天下；时至今日，徐偃王也推行仁义，却被楚文王误会而招致灭亡。

这些都是“现实”的改变，因此无法同一而论。可见，韩非是站在历史进化的观点上，主张治理国家要因时制宜。从这一点看，这正是法家人物讲究实际的思想特点。

时代在变，社会的脉动一定要跟着调整，君王如果想要取得胜利，乃至富国强兵，决不能再循规蹈矩。最好的方法，就是“变”。

“应变古，宜易常”

不懂得治国的人，才会说出“无变古，毋易常”的话。社会制度的改变应该依据它的可行不可行来决定，而不是一味地承袭。

如果伊尹当初没有改变殷商的制度，姜太公没有改变周制，那么商汤和周武王就无法称雄天下；如果管仲和郭偃没有在齐国和晋国实施改革，那么齐桓公和晋文公也一样无法称霸。

就近来说，以前秦国的风俗是不用法治，君臣治国皆以私智，因此国家混乱、兵力衰弱，这就造成君主地位卑微。直到商鞅入秦，劝说秦孝公移风易俗，施行新法，奖励告奸，鼓励农事，抑制工商业。

虽然施行之初，人民尚不适应，容易触犯法律，但人们看到受惩罚的人越来越多，知道政府言出必行之后，必不敢轻易触犯法律。如此才能形成秦国后来安定和强大的局面。

韩非的思想崇尚客观，绝不迷信

韩非注重实际，讲求现实。他说：“治民无常，唯治为法”，由此更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崇尚客观，唯现状为要务。

韩非分析事情条理清楚，绝不迷信。我们都知道，占卜是古人决策时经常使用的一种工具。当时的人们多认为有神灵的存在，因此遇到重大事情或者疑惑难决的问题时，就会借助占卜来征求神的旨意，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以文献的记载来看，占卜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生活中，确实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晋国的智伯率领智氏、韩氏及魏氏三家攻打赵襄子，利用决断河堤，让大水淹没了晋阳城。赵氏危在旦夕，此时赵襄子靠占卜来预测凶吉，而后成功地与韩氏和赵氏两家军队联合攻打智氏，化解了灭亡的危机。

占卜在周人的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分量，尤其是战国末期，迷信之风盛行。而韩非却认为占卜是邪术，国家大事靠占卜来决定，实不足取。

韩非以燕、赵战争为例进行了说明。赵国根据占卜的吉兆去攻打燕国，燕国也是根据占卜的吉兆去攻打赵国。然而，只有赵国取得了胜利。

难道是赵国的龟甲比较灵验吗？那为何赵国在经过数次胜利后，也是靠着占卜所得吉兆去抵抗秦国，却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呢？

这正说明了龟甲这种占卜方式，是不能够用来推断战争胜负的。人们如果还是要依赖它，那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由此看来，如果将希望寄托在不可知的鬼神身上，就会怠慢了法治，更会让国家深陷于危机之中。这是韩国的切肤之痛，偏偏韩国的执政者神经麻痹没有感觉，并不能了解此时的现状。同时，这也反衬出韩非善于观察局势和注重现实状况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