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为什么有那么多大臣殉国

元朝作为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游牧民族王朝，存在时间短，拒绝汉化，而且取代的还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南宋，以至于文人士大夫有“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所以，明朝取代元朝，算是让汉人扬眉吐气了，按理说朱元璋振臂一呼，天下汉人苦元久矣，应该老少咸从才对。

可是，这其中却有不一样的情形：朱元璋曾有一个大臣张昶，妥妥的汉人，老朱对他绝对算是有知遇之恩了。可张昶就亲口说，自己是“身在江南，心在塞北”，根本不愿意为老朱服务。此外，还有个叫郑玉的“南人”，是元朝最低等级的存在，按理说对元朝绝对没有太深的感情吧，可这人就是心怀故国，甚至“自杀以谢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多数人厌恶和诟病的元朝，还能有大批前朝死忠粉？

忽必烈定都后，发现了一个让他抓狂的难题，如何保证大都80万人口的吃饭问题，更别说这里还有元朝的政务班子。大元朝廷每年的粮赋收入1211万石，有1000万石来自江南。忽必烈一方面紧急修建以大都为中心，遍布全国的驿道交通网络；一方面命水利专家郭守敬疏通京杭大运河，并在京城内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货物直接运抵皇宫墙外的积水潭。

然而如此大动干戈，每年调运进京的粮食也不过二三百万石，难以填饱狮虎之腹。忽必烈不愧是创业之君，胆略不是常人能比。他做了一个虽说无奈，却让之前任何一个帝王都胆寒的举动——走海运！神秘莫测的海域，礁石林立，气候暴戾，加之缺乏足够适航的海船和水手，而更让人们谈虎色变的是海盗猖獗。

忽必烈决定铤而走险，命令罗壁、朱清、张瑄三人不惜一切代价开辟出一条海上航线，后两者恰恰都是江湖上没人敢惹的海盗！如此庞大的船队，要跨越东海、黄海、渤海三大海域，长距离且陌生的海途，即使朱、张两个海盗也感觉是凶多吉少。但没办法啊，他们的老板是个把大半世界踩在脚下的人物，老板下了死命令，别说给了相应的待遇，就算不给，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在高工资和死命令的双重作用下，“海盗们”探测出了三条海路，水程共计13050里，海运效率大增。顺利的话，最快10天就可以由浙江抵达大都，海运运粮数量呈阶梯式蹿升，最多时一年可达350万石。途中粮食损耗也由最初的25%下降到1%，海上漕运从此成为关乎元大都存亡的经济命脉。

海上的探险，也拓宽了忽必烈的视野，增强了元朝的造船技术，也开始了东征日本，南伐安南。安南被元军轻松灭掉，日本本来节节败退，然而突然来了一场飓风，得以保住了地盘，否则今天就只有“日本行省”了。相较于元朝，明朝在航海上就显得“倒退”了。

朱元璋一开始就实行“海禁”，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但是因为耗费巨大，旋即作罢。在“海禁”的影响下，大明朝的海军从此逐步走向没落，到了明朝中后期，大明朝官方的水师甚至退化到了干不过海盗的地步。在百余年时间内，只能任由倭寇在中国沿海祸乱横行。到了明朝晚期，大明的海防对于欧洲军队已经全无威胁可言，1636年客场作战的英国威德尔船队，就曾横冲直撞攻陷并占领虎门亚娘鞋炮台。

海运的昌盛，还盘活了我国一直沉寂落后的漫长海岸线。沿海经济蓬勃生长，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与东南亚、西亚以至北非的海上贸易航线变得枝繁叶茂，建立通航贸易关系的多达120个国家和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也因元代海运的勃兴，变得日益清晰和强大。

海运孵育出的众多港口城市，是格外引人的一个群体，它们为日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埋下伏笔。如今的上海、天津两大世界级都市，正是得益于元代海漕，它们才告别了庸碌无为，最终变成经济大城市。上海在元朝升格为县，在此开港并设市舶司，从此上海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四通八达的海上船只，最后的落脚点在天津，朝廷在此设立“镇守海口屯储亲军指挥司”，令其霎时成为举国的视线焦点。有了贸易往来，加上元朝属于外族，没有过多“重农抑商”的思想，所以江南的经济非常发达。

到了明朝，朱元璋由于早年贫穷的经历，恨透了贪官污吏和地主豪强，他对江南文人士大夫的态度肯定不会好，“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于是在“猛”的前提下，朱元璋对江南地主进行坚决严酷的打击，最后“富民豪族，铲削殆尽”。明白朱元璋为何处死沈万三了吗？即使沈万三再乖巧，朱元璋也不会放过他。

在这种无可奈何受压抑的情况下，某些江南地主便开始怀念元朝，所以才有张昶和郑玉的一幕。朱元璋虽然有自己的初衷，对百姓还算宽容，但是打击商人的做法，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跃。整个明朝，只有到了嘉隆万三朝，有限度开放了海禁，江南才慢慢恢复了繁荣。

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带动了科技的发展。蒙元的版图旷古绝今，也有了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机会，在宋朝科技的基础上，引进阿拉伯的数学、天文学，发展成了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巅峰时代。郭守敬、朱世杰这样不世出的工程师、科学家，都诞生于这一时代。

喜欢抬头看天的郭守敬，不但在李淳风浑天黄道仪的基础上，简化创制了简仪，还发明了仰仪、玲珑仪等。后来，郭守敬的天文仪器被明军抢去南京，居然连日晷都无法按纬度摆正位置。

数学家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则代表着宋元数学的最高水平，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就认为《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清代数学家罗士琳在评论朱世杰的数学成就时说：朱世杰数学成就博采众长千古难得，甚至超越了秦九韶和李冶。

相比之下，明朝的科技就有些可怜了。例如被视为王朝重大科技成果的火器，就直接继承自元末。在朱元璋立国后的100多年的独立发展中，从未取得过更上一层楼的革命性突破。晚明的时候，徐光启主张多了解西洋文明，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对女真的军事上，多造佛朗机炮，但遭到了文官集团的抵制。

明朝公开提倡重法酷刑，《大明律》中记载的刑法，除元朝“五刑”为正刑外，还有斩、绞、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堪称种类丰富、花样百出。这种种酷刑，造成朝官的极度恐怖，人人自危，以致有人说朱元璋的野蛮残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有人统计，大明朝开国功臣81人，有的被赐死，有的被吓死（恐吓后自杀），最惨的可能要数蓝玉了——死了还被剥皮，仅有3人得以善终。可以说，大明朝的官员不是在犯罪，就是在犯罪的路上，甚至出现了官员带枷办公的奇景。

更可怕的是，这些罪行都是依法执行吗？并不是！大明的刑法有时还会临时突变，在刘辰《国初事迹》里记载：员外郎张来硕，谏止娶已许配的少女做宫女，说“于理未当”，结果被碎肉而死，参议“李饮冰被割乳而死”。该书还记载在郭桓案发后，“其贪婪之徒，闻桓之奸，如水之趋下，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之家者人不计其数”。

而元朝刑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宽刑慎法。元世祖忽必烈提出宽刑慎法作为元朝刑法的指导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元朝对犯罪处罚手段也只有笞、杖、徒、流、死五种，而且在具体实行这五种刑罚手段时，司法机关也格外慎重。

对于酷刑，元朝中央政府也是明文禁止，《元典章》刑部二就有《禁止惨刻酷刑》的专门条目。跪瓷片、上夹棍、请君入瓮之类“不胜楚痛，人不能堪”的酷刑，从中央层面就是禁止的——犯人也有人权的。元朝的刑法，甚至比温厚的宋朝也要宽松一些。

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评价说：“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就连朱元璋也说：“元以宽失天下”。

当然，这样做的后果也不是太好，直接影响就是：在元朝犯罪成本很低，相对应的，就是治安工作不太好干。古往今来，几多王朝更迭、几家皇族兴废，兴起有兴起的理由，没落也自有没落的道理。历史是尊重事实的学科，研究历史，是为了能更全面看待，而不是套个“xx粉”的帽子，随意站队猛撕。

元明皆有功有过，需客观辩证地对待，不可以偏概全，也不可片面夸大，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心中都自会有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