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了之后溥仪二次复位

"末代皇帝"溥仪在位不足三年，袁世凯“功不可没”。

袁世凯坐上大总统宝座之后，在私下，不时对满族贵族表示溥仪不能离开皇宫和太庙。这些做法给紫禁城里的人和遗老旧臣带来了不少虚幻的希望。

京城不断有关于复辟的消息传出，复辟之风越刮越烈，仿佛复辟唾手可得。公元一九一四年被人们称为“复辟年”。

可是到了年底，北京城里的风向转了，有官员提出要追查复辟传闻的来源。袁世凯乘机把这一提议批交内务部“查明办理”。

曾经几次在公开场合演讲，要求还政于淸的宋育仁遭到处分，被步军统领衙门递解回籍。许多四处鼓吹复辟的人又开始惶恐不安了。

但是，袁世凯在民政部关于查办复辟的呈文上指示既要严禁复辟谣言，也要做到既往不咎。

更令人不解的是，袁世凯居然送给被递解回籍的宋育仁三千块大洋。而宋育仁在递解回家的沿途，受到各州县衙门的酒宴迎送，简直不知是惩罚还是奖励！

直至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紧锣密鼓地筹划称帝的时候，这其中的蹊跷方才被揭开。

随着袁世凯准备称帝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紫禁城里的气氛起了急剧的变化。

为了准备袁世凯的登基，在养心殿的台阶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乾清门外三大殿的油缮工程。袁世凯也不再掩饰，吃饭的时候也奏乐，讲究“钟鸣鼎食”，简直是皇帝的气派。

居住在紫禁城里的溥仪时时能听到来自中南海的演奏声。太监总管张谦和也会给溥仪讲袁世凯的气派，说袁世凯吃饭时摆在面前的菜肴比太后还要多，有成群的人伺候在他的左右。

这些刺激使少年溥仪陷入了深深的耻辱和愤怒之中。

溥仪虽然年龄还小，但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他已熟读了历朝的兴衰史，他深深懂得“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道理。

溥仪心中清楚，如果袁世凯做了皇帝，就不可能让一个多余的自己存在。

民国五年（1916年）六 月六日，袁世凯亡。消息传进紫禁城，人人都像碰上了大喜事，紫禁城里的气候好像也变了，大有拨云见曰、春暖花开之势。

毓庆宫的师傅们经常跟溥仪说什么“帝制非不可为， 百姓要的却是旧主”；“袁世凯失败，在于虫入凤窝，动了鸠占鹊巢之念”；“袁世凯与拿破仑三世不同，他不像拿氏有祖荫可恃”；“与其叫姓袁的称皇做帝，还不如物归旧主”等等。

渐渐地听多了师傅们说的“本朝深仁厚泽，全国人心思旧” 之类的话，溥仪逐渐产生了复辟的梦想。

在宫外，还是有一批忠于清室的老臣。徐世昌就是这样一个人。

作为袁世凯的心腹军师，他曾一度出任国务卿，后因反对袁世凯“僭越”称帝而引退。

他曾用密电和张勋、倪嗣冲商议： “民党煎迫至些，不如以大政归还清室，项城（袁世凯字）仍居总理大臣之职，领握军权。”

这个主意自然得到了张勋、倪嗣冲这些早有此心的旧日同僚的赞同，但由于得不到各国公使的支持，因而没敢及时采取行动。

袁世凯死后，这伙人认为时机已到，他们又开始活动了。

他们先后在徐州、南京召开了北洋系军人首脑会议。

后来又乘北洋系的首脑、督军们齐往彰德祭奠袁世凯的机会，再次召开了首脑会议，由徐世昌主持。这次会议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复辟。

达成共识之后，复辟的活动分成徐州的张勋和天津的徐世昌两个中心。从彰德回来不久，张勋又在徐州邀集各位督军，召开了所谓第二次徐州会议。

在第二次徐州会议上，张勋决定先争取外国人的支持。通过在天津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张勋和驻屯天津的一个日本少将取得联系，并得到了他的支持。

随后，又通过这个日本少将，张勋与活动在满蒙地区的善耆、蒙古匪首巴布扎布、天津的雷震春等势力取得联系。

他们约定，等到巴布扎布的军队打到张家口，便共同行事，完成复辟大业。但是，这个计划因为张作霖的奉军击溃了巴布扎布的军队而流产。

另一边，徐世昌在彰德主持了北洋系军人首脑、督军们会议后，返回了天津，成为复辟的又一个中心。

他也希望得到外国的支持。因此，他先派陆宗舆东渡日本试探日本政界的态度。

陆宗舆在去日本之前，曾先到徐州访问了张勋，并给张勋看了徐世昌答应日本方面协商的承诺条件，想先得到他的支持。

可是，张勋没有对徐世昌向日本的承诺条件发表任何评论，反而对徐世昌请求日方谅解，并要求日方支持他当“议政王”的提议，大发雷霆。

张勋对陆宗舆说：“难道复辟清朝只是为了成全徐世昌，难道我张某就不配做个议政王吗？”猜忌既生，两个复辟中心开始自行其是，分道扬镳。

陆宗舆到日本后，发现日本的内阁与军部的意见不一致，内阁对天津驻屯军那位少将的活动不感兴趣。

最终，陆宗舆无功而返，国内清室遗老旧臣对这个结果十分不满。他们把矛头指向徐世昌，认为是他用人失当而导致失败。

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终于为复辟派提供了可乘之机。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打了三年，协约国急需各方力量的支援。徐世昌以参战可换得协约国的支持、巩固北洋系岌岌可危的地位为借口，竭力怂恿段祺瑞参战。

野心勃勃的段祺瑞早就想以武力统一全国，他打箅通过参战换得日本的贷款，以补充内战经费，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段祺瑞向国会提交了参战建议。

而大总统黎元洪，为了打击段棋瑞，夺取实权，则同不愿参战的国会议员联合起来。

这场表面上是是否参战的交锋，实际上反映的是一场白热化的权势争夺战。人们又把这场斗争称为“府院之争”。

一时间，黎元洪占了上风，段祺瑞被罢免国务总理的职位。但段祺瑞并不甘心失败，他在天津策动北洋系的督军们向黎元洪的中央闹独立，要求解散国会，甚至还发兵威胁京师，战争一触即发。

张勋看出时机已到，便以应黎元洪邀请出面调解为由来到北京。

六月下旬，张勋在率“辫子军”北上的过程中，迫使黎元洪答应他提出的解散国会的要求在路过天津的时候，张勋会见了段祺瑞，确认了段祺瑞的态度。

张勋认为在徐州召开督军会议时，冯国璋和段祺瑞这些北洋系元老都曾表示同意复辟计划。因而，张勋认为段祺瑞等人都已无问题。

因此，张勋把重点放在了态度不明的王士珍身上。他到北京后，很快把王士珍接到了北京。

张勋据此认为复辟一事已是万事皆备了。随即，张勋进宫向溥仪请安，表示心意。

这一年溥仪十二岁。但是在汉文师傅们的思想灌输下，溥仪非常崇仰祖宗的德功，日日企盼着能恢复祖业。

当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传入宫中时，溥仪更是悲愤失望到了极点。此时传来的张勋进宫请安的消息，怎么能不令溥仪喜出望外呢？

一时间，北京城内翎顶袍褂死灰复燃，“还政于淸”的声音，不绝于耳。师傅们仿佛也重新唤起了活力，他们忙于教导溥仪接见、应对张勋的礼仪。

张勋来到养心殿的时候，溥仪早已端坐在宝座上了。张勋向溥仪行跪拜礼请安。溥仪指着旁边的椅子赐坐，张勋再次磕头谢恩，才肯坐下。

溥仪按照师傅们预先的指示，问徐兖地方军队的情况，但却没有用心去听张勋回答了什么，而是注意起这位“忠臣辫帅”的仪表服饰来了。

只见张勋身穿袍褂，胖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威武，脸膛黑红，眉毛很重，脖子粗短，如果没有胡子, 不像个军人，反倒像个御膳房的太监。博仪不禁有些失望。

半个月后，陈宝琛、梁鼎芬、朱益潘三位师傅面色庄严地一齐出现在毓庆宫。

陈宝琛率先开口，向溥仪禀告道：“张勋一早就来了……"听闻此话，溥仪满不在乎地问：“他又请安来啦？”这时， 陈宝琛严肃地回答：“这次不是来请安的。而是万事俱备，一切妥帖，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的。大清王朝要复辟啦!”

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溥仪先是一呆，不禁有些昏昏然，茫然无措地望着几位师傅。

陈宝琛说：“皇上是势必要答应张勋的, 这是为民请命，天命所归。但是，不要立刻答应，要先推辞几句，然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于是，溥仪在养心殿召见了张勋。张勋向溥仪念了一遍他的复辟奏文。

奏文中写到，隆裕皇太后心怀仁慈，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贻害百姓，才下诏同意共和。谁知共和反而害得民不聊生，共和不适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他念完了。溥仪就按师傅的教诲，假意说道：“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就和上次会面一样，再次以康熙六岁做皇帝为例子，盛赞溥仪。

这时，溥仪又问道： “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也要给他优待么？”对这个问题，张勋回答说：“黎元洪自会奏请自行退位，皇上只要准其奏即可。”说到这里，溥仪才表示接受张勋的提议，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就这样，“大清帝国”复辟了。

在张勋奏请复辟之后，作为黎元洪亲家的梁鼎芬师傅自告奋勇地去总统府劝黎元洪退位。很自然地，黎元洪拒绝了这个要求。

听了这个消息，陈宝琛和梁鼎芬、朱益藩再次来到毓庆宫要求溥仪说：“黎元洪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赐他自尽！”听到这么严厉的话，年幼的溥仪感到很吃惊，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怎么能刚一复位就赐死黎元洪呢，民国不是还优待过清室吗？对此，溥仪当即表示不同意。

陈宝琛没想到事事听他的弟子竟会公开反驳他的建议，气呼呼地说：“黎元洪非但不退位还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后来，溥仪见师傅们态度坚决就不好再坚持，便让梁鼎芬再去一次总统府。

然而，梁鼎芬还没出发，就听说黎元洪抱着大总统的印玺逃到日本公使馆避难去了。

同时，为了抵御逼进北京城的讨逆军，几位议政大臣在商议之后，拟定一道上谕：“授予奉天督军兼巡抚张作霖以东三省总督之职，命他火速进京勤王。”

上谕写好后，因为锁着“御宝” 的印盒钥匙还在醇亲王载沣手里，出于时间上的考虑，陈宝琛当机立断，命人砸开印盒锁头，取出“法天立道”的御宝。

但是， 这道上谕还是因为在半路被拦截，而未能送到张作霖手里。

下一节：溥仪的天真使得自己被日军软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