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跟辛亥革命有什么关系

中国古代对于手足的情谊，那是极力宣扬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原本出自于《诗经·无衣》，用来表达秦军将士情同手足，上下同仇敌忾的情谊。

这种情谊代代相传，到了清朝，渐渐的形成了一个帮派---袍哥，一个四川（清朝时四川和重庆是一体的）化的哥老会组织，到了1949年统计袍哥人数时，报出的数字，非常惊人，有一千七百万之多，足以证明它在四川的影响不可小视。

袍哥的诞生，继承着哥老会反清复明的使命，随着清朝在晚期政治环境的恶化，袍哥的势力发展壮大，李蓝起义（李永和与蓝朝鼎领导的西南地区最大的农民起义）和大足教案，背后都有他们的参与。

让袍哥闪亮登场的事件是1911年的保路运动，当时的四川的川汉铁路也被出卖给西方国家，同盟会趁机煽动四川全境保卫铁路，此时的袍哥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短短几天就聚集了十万之众，在舵把子侯橘国、吴庆照等人的带领下攻打省会成都，声势浩大。

清廷朝野震惊，调动周边多省的兵力去镇压农民暴动，特别是湖北调走了大量的新军，造成了武昌极度的空虚，就有了熊秉坤、金兆龙领导的武昌首义，不久武汉三镇落入革命军的手中。

清廷无法应对局势，让下野的袁世凯重新出山，总领内阁总理大权，对付革命党，而袁世凯把握时机，不仅让清帝退位，自己还当上了民国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成功，袍哥确实功不可没。

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成立“大汉军政府”，大量接纳袍哥，但被滇黔湘三省军政府驳斥为“袍哥政府”，由于袍哥在革命后失去了它的作用，被军政府给取缔了，大有卸磨杀驴的意味，袍哥开始转为地下迅速发展。

到了1918年，熊克武（他以前也是在袍哥混过）主政四川，实行了防区制，时间一久，造成了军阀割据，形成了以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刘文彩等为代表的割据势力，军阀派系的来源之一就是地方袍哥民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抗日有大功的川军名将范绍增。

袍哥依赖它庞大的势力，使得它能够成为青帮、洪门并列的三大帮派，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在解放后被取缔和消灭，彻底地退出历史舞台，而青帮和洪门仍活跃在世界各地。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在孙中山“同盟会”策划下，爆发了“保路运动”，全省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进而发展为反清武装力量──“同志军”，实质上是利用各地袍哥组织作骨干，导引农民推翻清朝政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叙述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全国各地和会党联系日益密切，孙中山早在日本招纳熊克武、但懋辛、余英、张石祥等人面授机宜，熊等也认为四川袍哥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宽，同盟会领导各地袍哥势力，搞推翻满清的革命工作，非常有利。余英和孙中山接谈以后，大见器重，状委他为“西南大都督”，并派熊克武、谢奉琦等一同回川共策进行。

大量的下层群众蜂拥参加袍哥组织以后，又渐渐影响士绅富户的相互效尤，借此保家，这样一来，到1911年时，四川的袍哥组织，更深入各州府、县的城镇乡村，到处都在“开山、立堂”，当时民间流行两句口语：“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未参加袍哥组织的人叫倥子）

同盟会在全川各地煽动保路运动，发动大规模起义，就是以农民为主，利用袍哥组织为先导。重庆、成都附近县份中，搞得最出色的有广汉的侯橘园、侯国治，新津的侯宝斋，温江区的吴庆照（吴二大王），崇庆的孙泽沛，灌县的张捷先等人，都是以袍哥舵把子身份，作同志军首领，带兵围攻成都，号称十余万众。声势浩大，战火蔓延全川各县，加速了清政权的彻底崩溃。成都光复后，由于都督蒲殿俊缺乏创业执政本领，被赵尔丰乘机制造“兵变”，希图复辟。地方另推尹昌衡作都督，尹的为人，好大喜功，掌握政权以后，由于缺乏政治认识和领导才能，错误地认为袍哥力量弥漫全社会，抓着袍哥力量，就可以稳定政权，因此还闹了不少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