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里镇三元河畔，有一条石板小街三元街，往西不远处，便是陈去病故居。大门面街临河，罩墙高耸，环静幽静。陈去病故居是一处古朴平常的清代居名，占地一千三百六十四点平方米，门楣上方原有“孝友旧业”匾额，进门见有半亭、家祠旧迹，百尺楼、浩歌堂等建筑，历经风雨沧桑，垣几近残 危房。进门朝东有一月洞门，楣额“绿玉青瑶馆”五字，已是青苔微绿。据载，绿玉青瑶馆初建于1932年，距今已有六十多年。

　　故居原占地二亩二分半，共有房屋42间，大门面西，房屋临河而立，故居内原有楣额“孝友旧业”四字，进门原有半亭，现已不存。宅内主要建筑有浩歌堂、百尺楼、绿玉青瑶馆、书记及家庙等。

　　故居浩歌堂面阔三间，1920年此屋落成时，陈去病适阅香山的“浩歌行”，欣然神会，将新屋取名为“浩歌堂”。浩歌堂是陈去病会客之所，堂中原悬有“女宗共仰”及“浩歌堂”横匾。“女宗共仰”匾系孙中山先生褒扬陈去病之母倪老夫人“鞠育教诲，以致于成”而亲笔所题。

　　百尺楼是陈去病藏书和写作的地方，一楼一底，十分简朴。他所编著的《百尺楼丛书》，即以此楼而定名。绿玉青瑶馆又称堂楼，坐西面东，五楼五底二厢房，共有13间。进堂楼首先扑入眼中的是由近代书法家杨千里先生手书的“绿玉青瑶馆”五个大字镶嵌在楣额中。堂楼北侧及北厢楼系陈去病的卧室和又一个写作的地方。

　　陈去病（1874—1933），曾叱咤辛亥革命时期，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与柳亚子等先创南社，继而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任孙中山北伐大本营宣传主任，广东护法军政府参议院秘书长等职。孙中山先生亲切地誉他为“十年袍泽，患难同尝”。

易名明志
　　陈去病出生时，父亲先他5个月前去世，他成了遗腹子。母亲倪节孝君人称倪太夫人，生他时住在苏州娄门平江路庆林桥旁的旅社内，请当地有名的接生婆接产，陈去病的乳名就用桥名命之，为陈庆林。出生数天后，倪太夫人抱他回到同里陈宅大院。倪大夫人是元末著名画家倪云林的后裔，知书达理，陈庆林5岁时，母亲便亲授他文字，史册经文取经用宏，给陈去病幼稚的心灵里扎下了扬善憎恶的基因，孙中山先生也誉倪太夫人为“女之师表”，并为她的墓碑亲撰碑文，以表彰她培养了一个有志革命的杰出男儿。

　　陈去病15岁时，倪太夫人感到自己的知识根底已无法满足如饥似渴的儿子需求了，为了更好地培养儿子，她亲自送儿子拜长洲（今吴中区）大儒诸杏庐学古文诗词，打下了很好的文学基础，一直到21岁学成回同里。

　　童年时期的陈去病聪颖过人，但性情急躁，负气慷慨。母亲便以大苏氏能忍之，为他取字佩忍，要他一生以忍让为本，平安度日。可面对那风起云涌动荡不定的年代，叫他如何“忍让”。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第二年腐败怯懦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弱冠之年的陈去病亲眼目睹“商埠”之地的苏州，蒙耻受辱。外国侵略者横行无忌，为非作歹肆意掠夺。国家危难，财匮力尽，民不聊生，激起陈去病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他遂和同乡金松岑等在同里创办了“雪耻学会”。“雪耻学会”的创立，使家乡有志青年常常聚集一堂共议经邦纬国大事。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陈去病和雪耻学会的青年在家乡积极进行革旧维新的爱国宣传，但是戊戌政变很快失败了。1900年，八国联军铁蹄践踏中华大好河山，次年签订了《辛丑条约》；1900年，沙俄武装抢占我东北三省，迟迟不肯撤兵。所有这一切都使陈去病等青年人感到忍无可忍。

　　1902年，陈去病和金松岑一起到上海参加蔡元培等先生发起的进步教育团体——“中国教育会”。回来后在同里、常熟、松陵等地建立了支部。上海之行使陈去病大开眼界。当时看到不少爱国青年纷纷出洋留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1903年的新年里，30岁的陈去病告别了中国教育会的同仁，只身赴日考察。

　　初到日本，这个小小邻国各方面的发展．令陈去病惊叹不已。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新兴的君主立宪制与腐败保守的清政府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从梅田驿坐火车去东京，一路隧道重重，巧夺天工之感由然而生，但是陈去病的心情快乐不起来，做一个弱国弱民的悒郁辛酸沉重地压抑着他。

　　3月12日，陈去病和十一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去参观大阪博览会，其中台湾馆展出了几具木偶，有的穿戴翎顶补服，有的小脚盛装，有的披麻戴孝，有的伸手行乞。馆中设有茶座，招待员一律是拖着辫子的台湾男人或小脚女人，这种展览，对中华民族带有明显的侮辱意图。更有甚者，在台湾馆中日方把福建产品也展示其中，这无疑是明目张胆地表示福建也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看了以后，陈去病及其同伴都异常愤慨，一行人找到博览会的清政府官员及日本主办人员，义正词严地提出交涉。理屈词穷的日本方面，面对凛然正气的陈去病等人，不得不将福建产品移出博览会。

　　博览会事件给陈去病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感受。

　　又一日，东京突然遭到暴风雨袭击，顷刻间，天昏地暗、雷电交夹：雨停后，睛曦普照，格外光明。陈去病倚楼而望，从雨后佳境中突然悟到一道理，不经暴风雨洗礼，不会有雨后特有的清新。同样道理，腐朽的制度不经摧枯拉朽的破坏，不会有辉煌的新成就。他旋即提笔作下《东京雨后寓楼倚望》诗，内中写道：“大凡物腐败，败必多弃遗。……拉杂摧烧之，循是一变置，辉煌乃合宜。”表露了他革新思想的一个新跃进。

　　接着，陈去病倡议组织吴江游学会，并建议在吴江当地组织游学公会，募集款项，资助爱国青年出国，培植有志之士。他在给同里支部的信中写道：“警警警！白祸燃眉鹿走铤。醒醒醒!庞然巨狮勿高枕。奋奋奋!伟大国民莫长病。兴兴兴!舍身救国为牺牲。”信刚写完，就传来—则消息：广西巡抚王之春为镇压革命会党，准备向法国借兵借款，答应事平之后，将以全省的电线权铁道权与矿产权送与法人作交易。

　　第二天，陈去病参加了东京中国留学生召开的五百人“拒法大会”。

　　又隔数日，非法霸占我东三省的沙俄不仅拒不撤兵，而且变本加厉提出新的侵略要求。留日学生义愤填膺，又在东京召开“拒俄大会”。陈去病和一批留学生纷纷表示要组成义勇队，亲赴东北前线，和侵略军决一死战，夺回我大好河山。

　　正当陈去病和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操练之际。日本警察出面干涉。迫不得已，组织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为使这个新生的组织得以生存发展，陈去病在自己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解囊资助，情愿自己节衣缩食。但是反革命的清政府已经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以“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为由，强行解散这个组织。这就使爱国留学生们彻底看清了清政府朽木难雕的本质，纷纷用尖锐的笔剖析清朝统治者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革命政策，陈去病在由他主编的留日学生《江苏》第四期上，发表了“满清王气今已无，君不革命非丈夫”的有力鼓动。

　　陈去病在日本时很想谒见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但不久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去了东南亚，失之交臂。但在日期间陈去病却结识了黄兴等革命党人，为日后孙中山在上海召见他作了充分准备。此时陈去病的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决心担当起推翻已经“病人膏肓”、“无药可救”的清王朝统治者的重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将母亲赐给他的一直沿用下来的原名陈庆林改为陈去病，表示要以西汉名将霍去病为榜样，肩负天下兴亡之责。

宣传革命
　　1903年中国教育会改为爱国女学。这年的夏秋间，陈去病回到上海，任爱国女学教师。这是蔡元培先生创办的一所学堂。任教者大都是革命党人，内地志土也常以此为联络机构。

　　1903年10月28日，沙俄军队强行占领我国奉天(今沈阳)；1904年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新的事变使拒俄运动再次出现热潮，但清政府面对日俄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争夺，却厚着脸皮宣布“中立”。陈去病于2月14日在《俄事警闻》报上发表文章，谴责清政府厚颜无耻的嘴脸，并呼吁：“大盗人室，主人酣眠，其亡，我中国人民有不为再重奴隶者乎?夫至为再重奴隶，而我中国人民休矣休矣！思求伸而不得，将恢复兮何年？暗暗死囚，沉沉黑狱，我黄帝子孙，尚有重见天日之期乎?”所谓“再重奴隶”指的是清王朝的和帝国主义的奴隶，陈去病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反帝和反清双重任务。陈去病在爱国女学任课期间，利用课余时间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编辑《陆沉丛书》，该书原计划辑录野史、杂著共10种，但实际上只出版了初集4种，即《建州女直考》、《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忠文殉节记》。他在辑《陆沉丛书初集》题首中写道：“胡马嘶风蹀躞来，江花江草尽堪哀。寒潮欲上凄还咽，残月孤明冷似灰，誓死肯从穷发国，舍身齐上断头台，如今挥泪搜遗迹，野史零星土一抔。”明末清兵南下时，在扬州等地野蛮残酷地屠杀了大批汉族人民，陈去病的《陆沉丛书》忠实地记载了这段充满腥风血雨的历史，因而成为当时流行的反清读物。

　　不久《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1904年6月下旬，陈去病任上海《警钟日报》主笔，有题《警钟日报》一首诗表达他当时的心情：“铸得洪钟着力撞，鼓声遥应黑龙江。何当警彻雄师梦，景命重新此旧邦?”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革命宣传，激起同胞们的爱国热忱，寄寓自己振兴祖国之大志。不久，又编写了一本《清秘史》，包括《满州世系图》、《二百四十年间中国旧族不服满人表》等内容。当然在现代人看来，书中有很浓的狭隘种族敌视情绪，但是它将“兴中会首领孙文谋起兵于广州”列入大事年表，可说是首创。

　　陈去病在编辑《警钟日报》期间，一个偶然机会，观看了京剧《瓜种兰因》,该剧根据《波兰衰亡史》改编，写波兰战败求和，割地赔款，名为外国史事，实际上处处影射清朝政府。他对该戏大为欣赏，并结识了京剧名演员汪笑侬，把《瓜种兰因》的剧本在《警钟日报》上连载，过后为之出版小册子。不久他又看了汪笑侬主演的清初名剧《桃花扇》，时间虽然过去了二百多年，但是孔尚任所描写的南明兴亡史引起了陈去病强烈的共鸣。汪笑侬的艺术实践使陈去病认识到，戏剧是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1904年8月21日，陈去病在报上发表论文《论戏剧之有益》，文章分析了戏剧艺术的感染力及其宣传教育上的直观性，论述了革命戏剧的重要作用。其中指出：“举凡士庶工商，旧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务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悠油然，以发其感慨悲愤之思而不自知”。“此其奏效之捷，必有过于劳心焦思，孜孜砣砣以作《革命军》、《驳康书》、《黄帝魂》、《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千万倍”。希望革命党人深入梨园，与戏剧艺人结合，编演宣传革命思想的新戏。1904年10月初发起出版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该刊分图画、论著、传记、传奇、班本、小说、丛谭、诙谐、文苑、歌谣、批评、纪事等栏。第一期中的《安乐窝》一剧，规定以女丑扮演慈禧太后，尖锐地谴责她穷奢极欲，不管民间死活，不顾国家沦亡；还有一副为还在执政的慈禧太后写的寿联讽刺说：“今日幸颐园，明日幸南海，何时再幸古长安？亿兆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交趾，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四万里封圻日蹙，欣逢圣寿祝疆无。”当时西太后正在庆祝七十寿辰，发表这样的作品有很大的风险，陈去病无疑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他又先后发表了很有影响的作品《告女优》、《南唐伶工杨花飞别传》、《日本大运动家名优宫崎寅藏传》、《舞台掌故》、《轩渠志》及新排时事壮剧《金谷香》等。《金谷香》写不久前上海发生的一则新闻：罢职官僚王之春到沪活动，勾结俄国军官和领事，有所图谋；安徽人万福华在金谷香莱馆枪击王之春，但未成被逮，剧中万福华唱：“骂一声，王之春，你好无赖，私下里，和外邦，暗地安排。全不想，我中国，连遭颠沛，都为那，俄罗斯，种下祸胎。还有那众奸臣，私将国卖，因此上，众外邦，兵舰齐来。到如今，东三省，连年受害。”该剧从万福华被捕到《金谷香》发表，不过几十天。它反映了陈去病力图使戏剧迅速为革命服务的热情。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新戏一度颇为活跃，陈去病是一位积极倡导者。梁启超是最早重视戏剧创作的，1905年前后发表了几个剧本。但是从理论上阐述戏剧对社会的教育作用，提出改革戏剧、宣传革命的主张，应当首推陈去病，他是近代中国主张戏剧改革的第一人。

　　《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相继被封，因和购枪械谋起事涉嫌，事发遭缉。陈去病潜至苏州女学任教，又遭缉，后避到镇江承志中学任教。这一时期，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搜集、整理明末文人和抗清志士的著作上。明末吴江有个抗清英雄吴易，1645年起兵抗清，以太湖为根据地，几次大败清兵。1646年被捕，英勇不屈，在杭州草桥门被凌迟处死。1905年夏天，陈去病得到他的遗稿，为之整理成集，定名为《吴长兴伯遗集》。吴江还有位文人志士叫吴炎，明亡后遁迹湖州山中，组织惊隐诗社，成员有顾炎武、归庄等近百人，影响很大；1663年，因受明史案牵连，在杭州弼教坊被清政府凌迟。陈去病收集了他的作品，也为他整理成集，定名为《吴赤溟先生遗集》。之后陈去病又完成了两部著作，《烦恼丝》叙述清初汉族人民抗拒剪发蓄辫的史实；另一部为《五石脂》，叙述东南志士的抗清逸事，兼录诗文。

　　1907年，陈去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后，开始编著《明遗民录》。这是一部大型传记总集，凡例规定，入清后“有隐居不仕，长为农夫以没世者，皆为搜罗，入之录中；其或曾叨一第及身受一职者，如候朝宗之伦，虽文学彬彬，亦概所屏斥。”全书以地理区划为纲，原计划很大，但实际上只发表了直隶、山东、山西三省的40多个人物，讲述了明清之际出现的大量义勇之士，在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中英勇顽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可贵品格。表彰故人，借以鼓励新人，为发展中的反帝反清民主革命推波助澜。

成立南社
　　革命的组织，是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本保证。陈去病对明末清初的历史研究颇深，因此，在反清革命斗争中他很自然地效法明末东林党、几社、复社的传统做法，广结文社义社，并倾注了自己一腔的热血。

　　1906年，陈去病在徽州府中学任历史教员，路过芜湖时，遇见《警钟日报》时的老战友刘师培，经他介绍，加人中国同盟会。不久陈去病在徽州府中学与后来成为绘画大师的黄滨虹一起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取名黄社，表明以继承明末进步思想家黄宗羲的学风和文风，盟词：“遵梨洲之旨，取新学以明理，忧国家而为文。”

　　陈去病是鉴湖女侠秋瑾的同志和战友。1906年，秋瑾在上海筹款创办《中国女报》时，陈去病曾给予资助。1907年夏天，秋瑾在绍兴遇难，浙皖起义失败。这是东南一带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组织的第一次起义，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陈去病在上海听到消息后万分悲痛，他积极筹备在上海开秋瑾追悼会，1908年正月建神交社，陈去病应绍兴府校之聘，路经杭州，与秋瑾盟姐徐自华冒雪去绍兴，运秋瑾灵柩至杭，安葬在西冷桥堍。接着，陈去病与徐自华在凤林寺秘密举行秋瑾烈土的追悼会，他慷慨激昂地登台演讲，沉痛悼念秋瑾女侠，激烈地鼓动反清革命。又与徐自华等共结秋社，以纪念秋瑾。

　　1908年，陈去病前往绍兴任教。秋瑾生前在绍兴办过大通学堂，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秋瑾牺牲后，绍兴革命党人呈无组织状态。陈去病通过学生宋琳，将大通同学联络起来，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名叫匡社，宗旨是继承秋瑾遗志，匡复中华。这期间。陈去病把自己写的赞颂秋瑾的文章作为课文教授学生，遭到地方反动势力的忌恨，差一点遭暗算，幸赖于绍兴进步学生相助，方才免祸。这一年夏天，陈去病离开绍兴去杭州，筹划六月初六秋瑾忌日组织同志、亲友进行祭奠活动。陈去病已经起草了祭文，但是消息走漏了，清政府侦骑四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已聚集到杭州的秋社同志和其他革命党人，只得分散隐蔽。清廷下令捕缉陈去病和徐自华、吴芝瑛等。徐自华、吴芝瑛避祸上海；时汕头《中华新报》老友来邀，陈去病接受同志建议，准备去南方暂避。临行前，他回到同里安排家 事，同时去黎里向柳亚子告别，两人感慨时事，十分投机地畅谈了两日。陈去病临别时赠诗一首：“梨花林里叩重门，握手相看泪满痕。故国崎岖多碧血，美人幽抑碎芳魂。茫茫宙合将安适，耿耿心期只尔论。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

　　1908年8月，陈去病经海路抵达广东汕头，参加《中华新报》的编辑工作。他在报上大力宣传革命，使这张报纸成为革命党人在岭南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10月美国军舰抵达厦门，便去厦门采访。他登上鼓浪屿，果然看到了连成鹅鹳阵形的外国军舰正在祖国领海上耀武扬威，不胜感慨。此后连续几天，陈去病乘坐小艇，出没海上，以锻炼自己适应水上活动的能力。他虽然是个书生，但他有投入戎马生涯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意向。陈去病回到汕头不久，就得到了光绪和慈禧病重去世的消息，他觉得这是个机会，应该立即组织起义，便去香港和革命党人会商。他找到了《中国日报》社这个同盟会的大本营，其中不少从广东、云南来的同志，人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这使他非常振奋。但他刚回到汕头，就得到徐自华的电报，说浙江巡抚勒令毁平秋瑾墓。陈去病立即北上，企图挽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秋瑾墓已经被毁，灵柩也被迫先移绍兴，后迁至湖南长沙(夫家)。直到1912年初，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后，陈去病受徐自华嘱，亲赴湖南，迎柩归葬，这是后话。

　　1909年春，陈去病本当想返回广东继续编辑《中华新报》，不幸患腿疾住院，一住就是半年。同时，更感结社之迫切，于是，这年的8月，他出院到苏州张公馆担任家庭教师，借以加速筹办社事。11月，他和柳亚子、高旭共同发起了“以抗北庭”为宗旨的反清文学团体——南社，在虎丘举行首次雅集，宣告正式成立。南社“集中了当时的时代歌手”，以诗文鼓吹革命，掌握了中国南部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它从一成立就越出了东林、复社之志业，“宣传革命，与同盟会相犄角”。因此被称为“革命宣传部”，陈去病在南社中实际上充当盟主地位。许多反清志士大都是南社社员，如柳亚子、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等。“巢南坐镇苏州，以及时雨宋公明的资格，指挥一切”，陈去病是功不可没的。

　　1911年初，陈去病又到杭州浙江高等学堂任教，在那里，他介绍了原绍兴府中学堂学生宋琳入南社。并支持宋琳在原绍兴匡社的基础上组织越社，鲁迅、范爱农等均为社员。在《越社叙》中，陈去病号召革命党人以人定胜天的坚定信念，百折不回地从危难中拯救祖国。

辛亥前后
　　陈去病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所结各社包括同盟会已经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必须要建立一个政党来领导。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4日，上海光复。两天后，苏州独立。在中国历史上维持了260多年统治的满清王朝已显土崩瓦解之势。革命形势飞速地发展，令陈去病欣喜若狂。他与张默君女士等应苏州都督府邀请，筹办《大汉报》，社址设在沧浪亭之可园。他在发刊词中大声疾呼：“革命哉!革命哉!二十世纪之中国，真我黄帝子孙发扬蹈历之时日哉！而吾苏(苏州)之民诚苏(苏醒)矣。”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反清革命志士看到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覆灭时无限欣喜和自豪的革命激情。随着革命迅速发展，陈去病反对“南北议和”葬送革命成果。在《大汉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对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面临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大汉报》停刊后，陈去病于1912年初去绍兴任《越铎日报》主编，并与鲁迅先生一起共事了一小段时间。

　　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了辛亥革命很快失败，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政权，并且阴谋复辟帝制。1913年3月，革命党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在严重的挫折面前，陈去病追随着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同北洋军阀作不屈的斗争。黄兴在南京宣告独立，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陈去病前去当他的秘书，黄兴的许多讨袁檄文都出自陈去病的手笔。1916年袁世凯称帝，同盟会、光复会在上海的会员于竞雄女学(用秋瑾号竞雄而命名创办的学校)商量反袁，决定以武力占领苏州。当时已在竟雄女学任教的陈去病与徐自华侨装成母子进香，在苏台旅社负责全面指挥。因事先暗中联络好的苏州警察所长突然翻悔，苏台旅社被军警重重包围，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幸得徐自华急中生智，将旗帜、文件等藏于内衣及裹腿之中，才与陈去病空手从边门脱险。袁世凯死后，浙江都督吕公望聘陈去病为民政厅秘书。1916年下半年，孙中山先生到绍兴、普陀一带游历、考察，陈去病全程陪同，孙中山先生在为倪太夫人撰写墓碑铭时，特别提到了这次情谊：“中华民国五年八月，余再人浙观虎林山水，遂登会稽探禹穴修秋楔子兰亭泛娥江而东迈，从我游者二三子外，唯吴江陈子去病与焉……”。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上台执政，段把毁灭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孙中山先生为粉碎段的阴谋，南下广州，竖起了护法战争的旗帜。这年冬天，陈去病在浙东一带举兵起义，响应护法。因兵力单薄，被北军所败，他几遭不测，后化妆突围，转危为安。此后，陈去病于1918年赶到广东直接在孙中山先生的手下担任护法军政府参议院秘书长。1922年北伐时，他再赴广东韶关，任孙中山先生北伐大本营宣传主任。后来陈炯明叛变，派兵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先生由卫队护送上永丰号军舰避难。陈去病不顾个人安危，在炮火中将重要文件装入篓子底部，奉孙中山先生之令，先行化妆北上，以策应孙中山北进。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陈去病见许多老友政见不一，思想渐渐趋于消极，处于矛盾和痛苦彷徨中。晚年，他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表示不满，拒绝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也陆续辞去了其他党政职务。1930年，他担任南京博物馆馆长，专门从事文史研究，同时他往返于宁、沪、杭等地，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持志大学等校讲授辞赋学。后来“告老回乡”，把同里一部分旧宅翻建作书馆和卧室，题名为“绿玉青瑶之馆”。他常上“南园”茶楼喝茶，与乡亲闲聊。大家求他作对联，写扇面，他少有不允的，但他酒后好骂人，发泄内心之苦。他虽身居乡间，对国事仍很关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愤慨不已，抨击之“当今之中华民国当是中华官国……”当时陈去病兼苏州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办公室地点就在报恩寺。他有时在苏州就去报恩寺，与主持来往甚密，并坚持听经两个月，寻求超脱。

　　1933年7月，陈去病生日时谢绝了友人为他祝寿，8月中旬，他去苏州会见老友，一时高兴，畅饮而归，结果食物中毒，时值中秋，腹泻不止而亡。临终前写下“相识满天下，知已有几人”。

　　1935年10月，柳亚子等众人商议他的葬事，决定将他葬于苏州虎丘冷香阁下。

　　陈去病一生著有《浩歌堂诗钞》《续钞》《明末遗民录》《五石脂》等，还辑刊《吴江县志》《笠泽词徵》《松陵文集》《杏庐文钞》《夏内史集》《百尺楼丛书》等，尚有不少散文散见于清末民初的报章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