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牌体的结构特征

曲牌体音乐的流行，影响到它的歌词形态的萌生和变化。历史上词、曲两种文学样式，它们的格律规律的成书比较晚，但文人写下的大量作品已经说明格式规律的形成相当早。词之人乐，源于曲子词。文人写诗，乐工演唱唐代薛用弱《集异记》的记载尤为生动。

文学与音乐合为一体，要相谐调、统一的是句法结构。所以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说。

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日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音乐上的句法结构，乐工了如指掌,但很难用文字表达。

南宋张炎《词源》“讴曲旨要”说:“歌曲令曲四指均,破近六均慢八均。”这个“均”即词的句法和结构，令曲是“四均”,破和近是“六均”,慢是“八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句法和结构？宋代沈义父《乐府指迷》借文学的规律说出了这个“均”的特点：“词腔谓之均，均即韵也。”也就是说，文学上文字押韵的地方是音乐曲调上的句尾，姜白石歌曲的译谱及分析可以证明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证实，进而说明词这种音乐文学，句法结构是它们艺术形态的统一之处。这个特点又可以上溯到隋唐齐言诗人乐的时期。句法结构的一致，基本框定了词的音乐和文学在艺术表现(思想、意蕴)上的短长、起伏、张弛。

姜白石歌曲中的“扬州慢”，音乐曲调上的句法和文学词上句法非常吻合，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代表。

中国音乐这种曲牌体音乐不断变化的特征，按杨荫浏先生的话说，曲牌在艺人手里，是一个活的东西，其变化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从一个旧有(现有)的曲调中，变化出一个新的曲调，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普遍的作曲方法。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讲到歌手张红红时，曾提到有一个乐工新撰一曲，是古曲《长命西河女》“加减其节奏，颇有新声”。讲到琵琶手康昆仑演奏的是一首“新翻羽调《六幺》”。

近代西方专业作曲观念传人以后，中国人反而对民间传统的这种作曲方式不甚了解了。杨荫浏先生曾经说：“有好些深刻动人的歌曲、戏曲和器乐曲,的确是这样从某些已有曲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