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石室为何是首创的地方公学

“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唐代文学家裴铏在一首《题文翁石室》中，表达了对文翁石室兴学化蜀的赞许。

6月5日，经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最终确定10位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文翁榜上有名。

创办了石室学宫的文翁，是历史上第一位创立官办学校的地方政府领导人。文翁开地方官学之先河，拉开了天府文化启蒙运动的大幕。而曾经刻于石室学宫之中的蜀石经，又号称“石室十三经”，充分证明了古代文人眼中“蜀学之盛冠天下”绝非徒有虚名。

在央视《国家宝藏》第二季节目中C位出道的后蜀残石经，如今正在四川博物院的展厅里展出，吸引不少观众慕名而来打卡。这些蜀石经是儒家“十三经”的首次结集，对儒学“十三经”的正式定型，特别是对儒家经典“文献典范”的形成，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川历史名人文翁

见证蜀学兴盛

1938年，人们在成都南校场外的城墙下面，挖掘出了近十块石经的残片。石块虽然残损，但秀美的正楷字刻仍清晰可见，后经学者确认，这正是遗世千年的后蜀石经的残石。这几件残石何以登上《国家宝藏》的舞台？因为这一方石经的背后，还有一所千年学堂和一群生生不息的传承者。在它们的身上，隐藏着蜀学“冠天下而垂无穷”的基因密码。

古代中央政府在碑石上刊刻官定儒家经书，被称为“石经”，对于统一文字、推广教育有重要作用。一般来说，石经要在内部环境相对稳定，国家经济条件相对富庶的环境下，才会被刊刻。

五代是唐宋之交的“大乱斗”时期，后蜀是五代十国中的一个国家，以成都为国都。身处战火纷飞的五代，为什么偏偏后蜀能刊刻石经呢？

在冷兵器时代，后蜀有了可以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四川盆地水土丰饶，为发展生产和耕作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此外，当时的后蜀，境内很少发生战争，也没有大的动荡。所以，天时地利之下，让四川成为了五代十国时期经济发达地区。

后蜀残石经

长期藏于石室

自东汉以来，计有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孟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即七朝石经。川博馆藏的蜀石经，就是其中的“孟蜀广政石经”。

后蜀皇帝孟昶和宰相毋昭裔都很重视教育。“孟蜀广政石经”的成碑，得益于后蜀宰相毋昭裔，他是一个有文韬武略的谋臣，也是颇具盛名的刻书家。孟蜀广政初年（938年），他发起了将儒家经典镌刻于石碑的浩大工程。直至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席贡补刻《孟子》入石，最终形成“十三经”才竣工。

这部蜀石经长期收藏于文翁石室中学，刻有近20万言，是历代石经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种。一般的石经刊刻不过数年，最多也不过20年而已，而蜀石经的形成，却断断续续绵延了230余年，贯穿四个朝代，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极为罕见。

后蜀残石经

史上最强教材

在古代，刊刻石经是帝王文治的一种手段，客观上它有规范汉字字体、字形的功能，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载体，它是汉、魏、唐、蜀、宋、清钦定的官方文本，起着标准教科书作用。

蜀石经采用初唐书法大家欧阳询和虞世南的书法体，共刻有一千多块石碑，规模之大堪称历代石经之冠。这种异代同工的刻经过程，史无前例。

一般的石经都只有经文，而蜀石经却独具特色，不但有经文，而且还有双行注文，经注并刻，可谓空前绝后。这样便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所以不少宋人以蜀石经本为标准著书，比如大学者朱熹著《论语集注》，就用的是蜀石经本。

蜀石经在历代石经中最早镌刻《孟子》，并首次将儒家“十三经”全部汇集一堂，对儒学“十三经”的正式定型和对儒家经典“文献典范”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影响，决定了后来中国儒学经典体系的基本格局。当然，后蜀石经的存在，也充分证明了古代文人眼中“蜀学之盛冠天下”绝非徒有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