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佛教盛行的原因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魏晋南北朝时，儒学衰落，佛教趁机大肆传教，吸收信众，至唐朝之时，依然成为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儒学实力相当的宗教。

众所周知，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唐朝统治者采取了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支持推动作用，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在位期间，由于二人对佛教的推崇和大力弘扬，佛教更是力压道儒两派。

佛教兴盛的原因

关于佛教是如何兴盛的，要结合当时的国情国策来看，不能简单粗暴的归功于唐高宗和武则天这两位统治者的大力弘扬，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佛教经过了几百年的本土化历程，在中国已经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佛理的日益完善和本土化，使得人们有了心灵的寄托的寄托，就连恃才傲物的文人也不例外。

佛教本土化，拥有大量信众

自佛教传入之日起，佛教就开始了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起初是依附道教、儒教来传播教理，到了南北朝时，儒教衰落，便开始独立传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南朝时佛教之盛行。到了唐朝之时，佛教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拥有大量信众的宗教了，其群众基础雄厚，为在高宗、武后以及武皇时期成为“国教”奠定了基础。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烽烟四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迫切需要一个精神寄托。而从佛教的教义来看，其所倡导的轮回之说、人死后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以及布施等，适应了当时的民众的精神需求，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上支遁、慧远等德高望众的高僧主张融佛入儒，更加有助于佛教的传播。

而佛教在传入之初就注重于社会的上层阶级交好，争取他们的支持和信仰。汉桓帝、魏文帝、东吴的孙权以及南北朝的多数皇帝都信佛，好佛事，他们一边出资兴建佛寺，修建佛门石窟，一边支持僧侣的传教，推动了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壮大。《梁书·本纪》记载：“丁亥，舆驾躬耕籍田。三月庚子，高祖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舍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梁武帝笃信佛法，舍身四次，可见佛教在南北朝根基之深厚。

在前人的打下的深厚地基上，佛教乘东风一路扶摇而上，积极在中国各地传播和弘扬佛教，吸收了许多信众和僧侣入教，群众基础深厚。

皇帝的支持，维护统治所需

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朝代，在宗教政策上也不例外，建国皇帝李渊以及他的继任者都对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维护统治，提高自己的出身低微，李渊便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人，故唐朝虽奉行儒释道三教并尊的政策，但是事实上以道教为尊。

但是李渊和李世民也看到了佛教所提出的“因果轮回”、“善恶有报”等教理经义，可以劝人向善，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加上佛教有意讨好，没有触犯李唐皇室的利益，所以佛教也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得到了推广。到了高宗，虽为李唐皇帝，但是高宗更信奉佛教，对佛教很是推崇，至武周时期，武则天为了称帝，打压道教，利用佛教伪造出身，以至于佛教力压儒道两教。

他们对佛教的的大力推崇表现在他们对名僧大德的尊崇和礼敬，以及在物质方面对佛教的支持。唐高宗和武则天都很尊重取经归来的玄奘法师，还特意修建了翻经院方便玄奘法师翻译经文。玄奘法师旧疾复发时，高宗不仅“谴供奉上医尚药奉御蒋孝璋、针医上官琼专看，所须药皆令内送”。还每日多次派人询问病情。玄奘法师圆寂，高宗哀恸伤感，不仅为此罢朝，还下令为玄奘法师举行国葬。

而武则天曾有出家为尼的经历，对佛教经义有一定的了解，甚至曾经难产而祈求佛祖保佑，并许愿孩子将来会皈依三宝，到玄奘法师门下受戒。玄奘法师启奏她必将生一男婴，后武则天果真诞下一男婴，武则天令这男婴拜玄奘为师，玄奘为他取法号为“佛光王”。

至于对佛教的物质支持，高宗曾多次下旨修建佛寺。任太子时曾以“隋无漏寺之故基”为给长孙皇后祈福修造大慈恩寺。到了显庆二年，又因太子李弘病愈而建西明寺。而佛教曾为武则天登基为帝造势，载初元年，洛阳白马寺住持薛怀义、东魏国寺住持法明等九个和尚，编造《大云经》：“是天女者，……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拒违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见。”书中说武则天是男身菩萨转世投为女身，理应称帝。

长寿二年，天竺僧人菩提流志又译出《宝雨经》。书中也说道：“东方月光天子乘彩云来到佛的面前，佛对他说:我涅架之后，进入第四个五百年，“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武则天利用佛教的教义经理巧妙的解决女子称帝的舆论阻碍，故她登基之后，大量修建佛寺、崇佛抑道以作报答，同时也有力的维护自己的统治。

名僧辈出，推动崇佛风潮

在唐朝，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众多名僧大德也纷纷涌现，最著名的当然就是西去印度取经的玄奘法师，他不仅为我国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文，同时他取经的传奇经历也有人写书刊印，间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德高望重的僧人也纷纷设坛讲经，宣扬佛理，吸纳佛教信徒，推广弘扬佛学。如为武则天译经的菩提流志，南天竺国人，久居中国传教，是洛京长寿寺高僧，“曾游历五天竺,遍亲讲肆。”，除此之外，还翻译了《宝雨经》、《华严经》等十一部佛教经典，为佛教的弘扬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此之外，法藏、神秀、慧能等高僧还建立了自己的佛学教派，如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其中法相宗主张“三性三无性，万法唯识，一切难心”，而华严宗则以“法界缘起”为理论指导，这些不同的教派满足了不同信众的信仰需求，佛教的群众基础也得到了扩大。

佛教成为“国教”后的影响

唐高宗到武则天时期，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间的过渡期，在这一时期，唐朝的国力在这对传奇夫妻的治理下稳步上升，在这两位至尊对佛教的大力支持下，佛寺在唐朝国土上遍地开花，对当时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内的影响：佛教经济的出现

唐代主要的土地制度是均田制，僧侣按照规定也可以均分到土地，《唐令拾遗》中记载：“诸道士受《老子经》以上，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官二十亩，僧尼受具戒准此。”除此之外，这些田地的最主要来源是皇帝及贵族的赠与，由于僧侣没有后代可以继承，这些土地后来就变成了寺院的土地，寺院在自己耕作之余，也雇佣佃农来耕作，靠此养活了寺院僧侣及周边佃农。

与此同时，由于寺院香火鼎盛，人流量多，也促进了以旅店业、车马业、手工作坊、榨油等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市井经济的发展。

同时，武则天时期，佛寺还建立了“悲田、治病、施药”用来救济社会，虽然后来经过发展，变成了寺院的盈利机构，在为贵族治病获得赠与的同时，免费为贫苦百姓治疗施药。

佛教经济的出现，减轻了国家负担，同时佛教经济发展到后来还将盈利用来救济百姓，虽然目的是为了传教，但是其中体现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还是值得学习的。

对外的影响：传播了中国文化

唐朝作为当时世界中心之一，对佛教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国的僧人陆续前往中国学习佛法，借鉴中国的佛教制度，创立了与中国佛教教派相似的佛教学派，他们在学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唐朝的先进文化，至今朝鲜半岛上的天文学、医学、历法等都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

鉴真东渡日本传教，留居当地十几年，不仅带去了佛教经义，使得佛教开始在日本扎根，并成为日本的一大宗教，同时也带去了唐朝的草药学、以及建筑学和绘画学的知识，鉴真主持的唐招提寺，被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赞为：“金堂乃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物。”唐招提寺历经千年的多次地震仍不倒，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奇迹，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文物。

佛教在向外传播的同时，也伴随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东亚地区的民族文化，在日本、韩国、朝鲜等国的传统文化中印下了深刻的中国烙印。

综上所述，李唐王朝实施的宽松的宗教政策，使得以佛教为首的宗教发展的如火如荼，是中国历史上宗教发展最好的一个朝代。而李唐皇帝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武则天更是借助佛教的经理教义解决了称帝之途上的障碍，无论是出于种种政治目的，还是本身就信奉佛法也好，佛教都借此机会得到了大力推广。宽松的政策支持和统治者的大力宣教，使得唐代一朝名僧辈出，佛家经典被大量翻译，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些举措，都推动了佛教宣教工作的发展，使得佛教力压儒道两教成为“国教”。

佛教成为“国教”之后，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内佛教经济得到发展，既能自给自足，减轻国家负担，同时又结合佛教布施的传统，救济他人，是佛教文化受到中国儒学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对外则佛教的传播也间接促进了唐朝文化的传播，唐朝万国来朝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