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亚论》的核心内容

脱亚论(日文汉字：脱亜论；日文假名：だつあろん；英语：LeavingAsiaTheory)是福泽谕吉于1885年3月16日（明治十八年）在日本报章《时事新报》发表的著名短文。

作者主张“日本应该放弃中国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方文明。”该文至今仍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影响巨大，而福泽谕吉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鼻祖。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积极提倡在当时正经历明治维新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国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方文明。

写作当年，他所支持的朝鲜人尝试在朝鲜筹组改革党派，但没有成功。他曾邀请一些朝鲜的年轻贵族到他的学校，但他们只是嫖饮挥霍，浪费光阴，福泽便减少他们的旅费。于是，他们就去偷钱。他决定不再支持这些贵族，然后写作《脱亚论》。

其实，日本在1880年代给朝鲜的支援，并非为了让她独立，反而是增加日本在朝的影响力。福泽支持的朝鲜人在朝鲜引起权力斗争，以及后来日本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福泽谕吉的这篇《脱亚论》写于1885年，当时这篇文章并无题目，是作为《时事新报》（现在日本《产经新闻》的前身）的社论发表的，《脱亚论》这个题目是后人出版福泽谕吉的著作时加上去的。

福泽谕吉之所以作此文，是因为那时在日本舆论界展开了一场思想争论：日本应该怎样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邻国打交道？

文章主旨

《脱亚论》开篇说道：「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福泽又写道：「文明又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治愈）其术。有害无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挡其势，何况利害相伴且常以利为主之文明乎！」

他认为西洋的文明必将征服世界，东洋各国对它绝对没有抵抗能力，就像东京人无法抵御从长崎传来的麻疹；既然无法避免，因此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福泽在日本也正是这样做的。

对日本看法

基于福泽对日本现代化的看法，他很支持甲午战争。一如不少日本政府的官员，福泽深信要实行亚洲的现代化，最好的途径就是战争。

他认为中国的弊病在于她那些陈腐、不变的制度。中日交战时，清朝仍有缠足的陋习；酷刑在日本早已被废除，但仍在中国盛行；鸦片大量出口到中国，令国人精神萎靡。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范外国侵凌：朝廷被迫出卖铁路、采矿等权利，以偿还国债。

当时的日本，同样要承受不平等条约的委屈。对福泽而言，战争不但可以给日本一个翻身的机会，还可以借此令她强大，让其他亚洲国家早日「警醒」，变革图强。但是，日本尚未完全承认战争对她们的伤害。

对邻国的看法

福泽曾写道：「依吾之见，以西方文明猛击东方之势，此两国(中国与朝鲜)诚不能存活矣……此如一城以愚昧、法斁、暴横与无情而恶名昭彰，一义者居于此，其德鲜有人知，此为乡人丑行之所蔽也。」

对于东亚的邻国，由於福泽谕吉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之战」；认为朝鲜、中国是「恶友」。

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在主张与东亚邻国「绝交」之外，福泽还主张「东洋连带论」。他认为东亚各国只有进行改革旧体制的革命，才有可能摆脱被西洋国家殖民的宿命。

因此，福泽主张对邻国的革新派给予实际支持，帮助西洋文明在东洋的「蔓延」。福泽曾支援朝鲜的金玉均等人，并将自己的财产投入到朝鲜首份以朝鲜文字出版的报纸《汉城旬报》的创办上。

对西方文明的看法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像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他的思想中隐含著日本日后军国主义思想的萌芽。

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艺春秋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

根据平山的论点，虽然福泽批评了支那（中国）和朝鲜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至于将清朝的士兵称为「猪猡」等种族歧视的说法，其实是石河将自己的观点伪造成福泽的说法写入全集的。但是，对于这种观点，仍有不少人表示质疑。

福泽谕吉的肖像印在日本一万元钞票—“万元札”上被整个日本民族所铭记，而他的“脱亚论”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脱亚论亦称为“脱亚入欧论”，文中论点反映了明治初年主张「文明开化」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对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设计。文中包含了贬抑中华文明的因素，鼓动日本积极加入列强行列，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

福泽谕吉身为日本近代史上的启蒙思想家，其脱亚论思想对日本此后的亚洲政策和思想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多名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学者称福泽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