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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晚年怎么样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4 09:29:18

活在这个世上,我想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可以长命百岁,只有活着才能看到希望,也才能尽情享受生活。可是也并非所有长寿的人晚年都能过得如此幸福,比如活了83岁的周作人,其晚年不仅过得很痛苦,而且只能靠吃臭豆腐和玉米糊艰难度日。

说起周作人,大多数人对他早有耳闻,毕竟他的兄长就是鼎鼎有名的大文豪鲁迅。周作人的名气虽然没有鲁迅那么大,但他的文学作品却丝毫不比鲁迅少,只是后来由于他走了错误的道路,成为了一名人人唾弃的汉奸,连带着他的文学作品也受到了影响。而最凄惨的还是周作人的晚年生活,正如他所说“寿则多辱”,周作人的晚年状况令人唏嘘不已。

周作人出生于1885年,是浙江绍兴人,起初他的家境还算殷实,祖父是晚清官员,但后来因为犯事下狱,他的父亲又重病在身,周家便没落了下去。

周作人自幼就在家乡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并在16岁时考上了江南水师学堂。在那里他苦读了6年,后来就随哥哥鲁迅去了日本留学。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多次翻译外国小说和文章,并因此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1年时,周作人学成归国,并在北京大学任教,同一时间,他还经常参与社会活动,在当时的文学界享有不少荣誉。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被迫撤离北平,但周作人却留了下来,负责看守校产。

起初周作人并没有想过要和日本人合作,直到发生了一次神秘的枪击案后,他才接受了汪伪政府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正式和日本人合作。

客观来说,周作人并没有做过伤害同胞的事情,他之所以和日本人合作,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护北京大学的校产,而且后来他也只是在文化上和日本人合作,所以只能算是文化汉奸。可是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毕竟还是成为了汉奸,还娶了一个日本妻子。

所以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周作人在北平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给逮捕,并关押在了南京,接受法院的审判。

在法院审判过程中,因为有胡适等人的求情,最终周作人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不过在解放战争结束以后,他就被保释出狱,并回到北京。继续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来维持生计。此时的周作人已经65岁高龄了,他在年轻时,社会身份和地位都不低,所以收入也比较高,可是为何到了晚年时期却过得异常凄凉呢?

其实周作人出狱后,就成为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译者,每个月只要按时交稿,就可以预支到200元的稿费。这笔钱在当时也算是一笔大收入了,所以他也等于有了一笔固定收入。而且由于他生活困难,后来还被特批将200元改为了400元,由出版社负责增发。

当然这只是周作人其中的一笔收入,事实上,当时他一共有四笔收入,除了特定的稿费以外,还有他为周刊杂志写作而带来的收入。

在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并回到北京八道湾居住以后,他就开始给《亦报》写小文章,之后,几乎每天或者间隔一天就会刊登一篇小文章,这种情况整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

在此期间,周作人一共发表了908篇文章,而《亦报》每月则给他支付稿费。后来,周作人又分别在《旅行家》、《工人日报》、《读书时报》、《羊城晚报》等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大概有120篇左右。

到了1960年时,周作人还偶尔会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虽然不知道具体数量有多少,但因为香港报刊给出的稿费相当高,再加上内地的各种稿费,在这段时间里,周作人的稿费应该是相当丰厚的。

周作人的第三笔收入来自译书方面。从1950年开始,他在之后的十几年中,翻译过多部外国小说,比如《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选》、《古事记》等,这笔稿费也非常丰厚。而最后一笔收入则来自亲朋好友的援助。

周作人曾经把朋友援助他的每一笔收入都详细地记载了下来,不管是经济上的援助还是物质援助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其物资也都非常多,光是鲍耀明就先后给他寄了各种奶粉、咖啡、猪油等食品或药物不下50次。

除了以上四笔收入以外,周作人还有两笔数目较大的收入,那就是他把自己的日记卖给了鲁迅博物馆,一共得到了1800元。由此可见,周作人每个月的收入都还算是相当高的,而且当时我国刚刚建国,国内百废待兴,百姓们生活艰难,物价自然也比较低,相比之下,周作人简直就是有钱人了。可既然他的收入这么高,为何还会喊穷呢?

根据相关记载,周作人晚年最大的开支就是治病,因为当时他的妻子和弟媳身体都不好,几乎每天都要看病吃药,一个月下来,光是治病的费用就是几百元。此外,周作人每个月还要接济长女一家的生活,接济费用平均每月40元左右,直到1965年为止。

而且周作人出手向来比较大方,如果有朋友来家里拜访,他总会回送朋友一些礼品或旅费,如果朋友有困难,他也会尽量帮助对方,所以一个月下来,也需要不少开支。

而在周作人个人的生活中,也并没有特别地节衣缩食,或许是因为年轻时养成的习惯,他平常花钱也大手大脚地,并不会刻意去精打细算,只有在钱花完以后,才会开始为钱苦恼。所以虽然晚年时期,他的收入远远不如年轻时高,但生活品质却并没有下降分毫,再加上有朋友不断地供给,使得他的生活基本得到了保障,他就更加不会刻意去节俭了。

除了以上的固定开支以外,他还有很多其他开支,比如每年要交80元房产税,邮寄信件时的邮费等等。可以说,周作人前期的晚年生活还是过得比较奢侈的,收入水平也比较高。但是从1965年以后,他的收入就开始变少,朋友对他的接济也在不断地减少。

此时的周作人虽然依然经常和朋友通信,却再也没有闲钱去买零食和点心了。

1966年,由于受文革的影响,人文社还取消了周作人每月固定的200元预支稿费,让他失去了公费医疗的同时,还没钱治病。再加上他的儿子又因为被错打成右派分子,降低了工资,他的儿媳也因此受连累,无法加薪,每个月只有70元工资,这些都导致他们一家的生活极为拮据,全家人就靠着儿媳那点薪水生活了。

在1966年8月的时候,一群红卫兵冲进了周作人家里,要对他进行批判。这些红卫兵先是打砸了周母的牌位,接着又命令81岁的周作人跪下,一边逼迫他交代罪行,一边用皮带抽打他。而周作人的儿子也同样被拉了出来批斗,情况极其惨烈。

在这过程中,周作人正式停笔,他的儿子也被打瘸了腿,家里更是被这些红卫兵搜刮得一干二净,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周作人一家的生活从此陷入困境。

周作人就跪在屋前冰冷的地上,接受着批判,下雨的时候,儿媳曾恳求红卫兵让他回来屋子里,可红卫兵起初并不肯,后来还是考虑到不能让周作人死了,这才让人把他抬进浴室里。周作人在这个浴室里待到了秋冬,后来由于浴室潮湿寒冷,实在无法过冬,周作人又被准许挪进了厨房。这个厨房从来没有住过人,四面漏风,摇摇欲坠,还是儿媳赶忙修补一番,这才勉强住得下人。

周作人被关在这个小棚子里,过着惨不忍睹的生活,他整日躺在木板上,脸色苍白,衣衫褴褛,已无力起来,可那些红卫兵却还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打他,叫他起来。在吃的方面,当时红卫兵给周作人定的生活标准是每个月10元,他们还吩咐粮店只准卖粗粮给周家。所以周作人一日三餐都是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因为营养不良和长期躺着,周作人的双腿很快就浮肿起来。

到了1966年末,周作人再也无法忍受,他多次给周恩来写信,请求他批准自己服用安眠药安乐死。可还没等到政府同意,周作人就在次年的5月6日这一天猝然去世了。

周作人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年轻时的他曾意气风发,名利双收,到了晚年时期,却过得甚是凄凉,尤其是在临终前的最后那几个月,更是受尽了折磨和屈辱,完全印证了他的那句“寿则多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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