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为什么被贬邸到巴陵郡

滕子京，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个陌生的人物，作为北宋官员，他在历史中既无显赫地位，亦无卓越成就，却因被范仲淹写进《岳阳楼记》而意外名垂青史。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文章一开头，范仲淹便交代了他写作《岳阳楼记》的缘由——好友滕子京谪迁为岳州太守后，把当地治理得很好，于是重修了岳阳楼，范仲淹应邀写文记述这件事。

所谓“谪守”，就是指“因罪被贬职出任外官或守边”，滕子京之所以“谪守巴陵郡”，源于北宋时期著名的“泾州公案”，大致过程是：庆历二年，滕子京时任甘肃泾州知州，恰逢西夏大举攻宋，葛怀敏率军抵抗，无奈兵败定州，而范仲淹率领的援军却被大雨阻隔，无法及时赶到。

泾州与定州距离很近，形势非常危险，生死攸关之际，滕子京临危不乱，在没有足量正规军的情况下，征召民兵共同守城，坚持到了援军赶到。事后，滕子京感念部下守城艰辛，便动用公款犒赏全军，并拨款祭奠英烈，抚恤遗属。一年之后，有人旧事重提，以此弹劾滕子京滥用公款。

这个案子的最大疑点是，当宋仁宗派人前去调查时，滕子京竟然销毁账本，这难免有几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幸亏朝中有范仲淹、欧阳修等极力为其辩白争取，滕子京最终才免遭处刑，只是被贬了官，于是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对于滕子京其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记载：他只用一年时间便把岳州治理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而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却记载：“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

范仲淹说滕子京勤政爱民、刚正廉洁，获罪被贬完全是冤案。而司马光却说，滕子京在担任泾州知州期间，挪用公款16万贯，除了用于犒赏将士、抚恤英烈，余下数万贯均被他据为己有。另外，滕子京谪守岳州期间，仍在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至于重修岳阳楼，也完全是在沽名钓誉、邀功请赏，更有借机中饱私囊之意。

总之，范仲淹笔下的滕子京，是一位清官、好官，而司马光笔下的滕子京，则是一位贪官、恶官。同一个人，在同时代的范仲淹和司马光笔下竟然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副面孔，那么，到底谁在说谎？谁的说法更可信呢？

观点一，如果从身份出发，则是司马光的说法可信度更高：司马光作为史官，秉笔直书是他的职责所在，而范仲淹作为文人，文章中更多表达的是个人观点，更何况，滕子京是他的好友，他确实有为其避讳、替其美言的动机。

观点二，但如果从人品出发，则是范仲淹的说法可信度更高：真实历史中的范仲淹，俨然就是“品行高洁”的代名词，他不仅秉承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思想，在个人操守上更是堪称完美。司马光则不然，他固然是忠君爱国、清正廉洁，但与此同时，其私德却是毁誉参半，尤以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备受诟病。而且，司马光还是保守派领袖，他不但反对王安石变法，也反对范仲淹新政。司马光既然能对王安石新党赶尽杀绝，就有可能对范仲淹好友极尽诋毁。

笔者更加倾向于相信范仲淹。佐证来自二十四正史中的《宋史》：“宗谅（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众所周知，宋朝是中国古代官员工资最高的朝代，滕子京身为一方父母官，却至死“无余财”，可见其绝非司马光笔下的大贪官。近代考古发现也印证了滕子京“无余财”的说法，其家族墓葬确实简陋朴实，并无值钱随葬品。

想必，大家共同的疑问必然是上文提及的那个疑点：如果滕子京没有贪污，他为什么要销毁账本呢？其实，这正是他的可敬之处。试想一下，滕子京为官多年，难道不知道销毁账本就意味着不打自招吗？那是因为，滕子京心里明白，有心人利用“泾州公案”弹劾他，实则意在攻击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主持的“庆历新政”。

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让他们怀恨在心，抓不到范仲淹等人的把柄，便转而攻击其“朋党”。滕子京销毁账本，就是要独自承担下所有罪责，不牵连好友，不让范仲淹、欧阳修等再为了保他而得罪宋仁宗，以便留在朝中，继续推行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