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高僧昙曜为什么开凿云冈石窟

昙曜，北魏僧，武威郡姑臧人也，生卒年不详。年少出家，原在凉州修习禅业，为太子拓跋晃所礼重。北魏太武帝废佛教，北地经像零落，佛事断歇，沙门多还俗，师独坚固道心，俨然持守其身。太子再三亲加劝喻，仍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后卒于大同。

文成帝即位后，再兴佛教，特任师为昭玄都统，管理僧众。师于受命之后，绥辑僧众，整修寺宇，道誉日高，帝事之以师礼，遂应帝之请，于武周山山谷北面石壁开凿窟龛五所，每窟镌造佛像一尊，皆高六、七十尺，窟高二十余丈，可容三千人，雕饰奇秀，又建立佛寺，称为灵岩寺。此为大同云冈石窟之开端。

师又奏帝于州镇设僧祇户、僧祇粟及佛图户之制，以为兴隆佛法之资。后住于大同石窟通乐寺，和平三年（462）召集诸德，译出大吉义神咒经二卷、净度三昧经一卷、付法藏因缘传四卷。

盖魏地大法得以再振，毁坏之塔寺仍还修复，佛像经论又得再显，师之功至钜。（续高僧传卷一、历代三宝纪卷九、广弘明集卷二、开元释教录卷六、魏书释老志第二十）

昙曜开创云冈石窟

山西省大同市西面约30华里处，武州川北岸高约百尺的断崖上，东西排列着一连串高大宏丽的洞窟，窟里雕有通高四五十尺雄伟庄严的佛像，窟壁穿插着许多佛龛、千佛、飞天、花草等富丽神奇的浮雕图饰，有的窟外还连接着三四层楼的宏大建筑。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是东方艺术的明珠，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而它的最初开凿的推动、组织、经营者，就是北魏复兴佛教的名僧昙曜。

昙曜贡献

昙曜的姓氏、家世、生卒年月，早在唐初已经不详。只知他自小出家习禅，品格坚贞，志气高远，风度闲雅。他是凉州人（今甘肃武威市）后来移居中山（今河北定县）。

文成帝即位的第二年，即北魏兴安二年（453年），被朝廷徵至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文成帝把他礼为帝师。和平初年（460年），道人统罽宾沙门师贤去世后，昙曜继任，改名为沙门统。就在沙门统任上，他征得文成帝的同意和支持，在武州塞凿山石壁，开始了云冈石窟伟大工程的兴建工作。关于他兴建此项大工程的动机和目的，还得从北魏太武帝灭佛谈起。

太武帝拓跋焘是文成帝拓跋濬的祖父。他即位时富于春秋，心雄志壮，东征西讨，锐意开疆拓土，创建一个空前强盛的大帝国。他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立国于河西的沮渠氏北凉国就是被他吞灭而并入北魏版图的。但军事扩张的成功，同时也加剧了北魏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尤以佛、道两教的矛盾最为尖锐，势同水火，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反抗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卢水胡人盖吴起义于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众至十余万，太武帝率师西征，抵达长安，在长安寺中发现藏有大量兵器，以及酿酒器具、州郡牧守富人寄存的财物，还有隐蔽用作与贵宝女淫乱的屈室，不禁勃然大怒。随行的大臣崔浩是道教信徒，一向主张崇道抑佛，此时趁机进言，要求废除佛教，以防后患。刚愎粗悍的太武帝便轻率地作出了灭佛的决定，命令把寺庙尽行拆毁，佛像、经典一概焚烧，僧尼全部坑杀，造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空前的劫难。

由于同情佛教的太子晃缓宣废佛诏书，一部分僧人得以逃匿避难。昙曜就是因此而死里逃生的。他是一个信仰坚定、很有操守的僧人，在对僧徒迫害最厉害的日子里，尚贴身穿着法服，没有片刻离身。复佛之后，他痛定思痛，总是考虑想一个万全之策，使佛教能够永远流传，不致因一时的政治权力的迫害而经像法物荡然无存。他任沙门统之后提出的凿窟雕佛建议，便是他的总体计划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从皇室方面来说，太武帝生前对废佛之举已有悔意，只是既已雷厉风行的废佛，难于骤然改变政策。文成帝即位后（他的父亲拓跋晃先于太武帝死去），矫正废佛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迅速地推行了复佛措施。昙曜提出凿窟雕佛的建议，文成帝认为正可借此忏悔祖父废佛之过，同时为祖先追福，便很爽快地批准了昙曜的建议，还从人力物力上给予积极的支持。

昙曜选择武州塞的断崖作为开窟之所，是因为这段断崖的水平层为砂岩石结构，最适合雕刻。担任雕凿的石工，多是太武帝平北凉后由凉州迁来的，有着娴熟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总体构想和设计方案则出自昙曜本人。他来自凉州，熟悉西域佛影窟的体制，还见过敦煌鸣沙山石窟的实物，构思起来有例可循，但他只把旧例作为借鉴，更多的是融进自己丰富的想象，进行了卓杰的创造。

他所开创的石窟共有5座，含有为北魏太祖以下五帝祈福的意义。每座规模都很宏大，窟内各雕一尊石像，高达40尺至45尺，第5座的石像最大，高约50尺，总名为灵岩寺。其中最大的石窟可容3000多人，东头佛窟所常供养1000僧。各窟雕饰之奇伟，艺术形象之丰富精美，可说是旷古所无，令人叹为观止。

在昙曜之后，石窟的开凿没有停止。文成帝之下的历代帝王，倾全国的赀赋收入，旷日持久地继续浩大的凿窟雕像工程，遂成今天所见连绵30里，栉比相连、数量众多的云冈石窟群。

昙曜弘扬佛教，使之永远流传的事业，除了开凿佛窟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内容，最重要者则为译经和设置僧祇户、佛图户两事。

他的译经工作始于和平三年（462年），在刚刚修成的武周山石窟寺约集一批学问僧，配合印度僧人译出《称扬诸佛功德经》3卷，《方便心论》1卷，《付法藏因缘传》6卷，《杂宝藏经》8卷。其中《付法藏因缘》传的翻译最能体现昙曜的深意。此传记述了释迦佛之后24代佛祖绵延不断传续佛法的情形，昙曜抓紧将它译出，寄托着自己和后人继续使佛法永传不绝的祈愿。

昙曜又奏请将打下青州时俘虏的百姓，及一般百姓中能每年上交60斛谷物给僧曹者，作为“僧祇户”，上交的谷物称为“僧祇粟”，拨归给佛教教团管理使用；又请将犯重罪的囚犯和官奴婢作为“佛图户”，供各寺院扫洒之役，兼为寺院种田交粟。这些奏请都获得文成帝的批准。于是僧祇户、粟和佛图户遍布于各州镇，从此寺院建立起稳固的经济基础，每座寺院实际上成为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户的封建庄园。很显然，昙曜奏请设立僧祇户、粟和佛图户的目的，就在于使寺院摆脱单靠施舍赏赐过日子的被动局面，在自身稳固的经济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事后僧祇户、粟和佛图实现了。

今天，僧祇户、粟和佛图户已成历史的陈迹，但昙曜译出的经典却流传不绝，云冈石窟更成为祖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之一，大放光芒。以此而论，昙曜不但是复兴佛教的功臣，也是创造文化奇迹的巨人。雄伟瓌奇的云冈石窟，也正是记载他的卓绝精神和杰出贡献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