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和钱钟书的爱情故事

有的爱，似乎就是为了让对方放心的。

高中毕业填志愿之前，她心中就只有一所大学：清华。她听说，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当年南方没有名额。她说：“没名额，那就等着呗！”母亲说，“哪里能等！”无奈之下她报考了东吴大学。

有时，当你生出一个念头并对其执著时，说不定是冥冥之中要成全你一件事。那年她虽说没上成清华，可并不等于机会的大门已经关上，只要与那件事有缘分，你的终归是你的。可不是，机会之门又向她敞开了一道缝。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二十一岁的她与三位朋友相约，到北平继续求学。清华大学那时并不招生，他们一起报考了燕京大学并同被录取。后来当得知清华可以借读时，她毅然放弃燕京的学籍，做了清华的一名借读生。她的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阿季即杨季康，笔名杨绛，“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指的是杨绛和钱钟书的姻缘。“三月牡丹呈艳态，壮观人间春世界”，三月是红成阵、绿成阴，一片生机勃发的季节，也是催动男女之情，让世界平添一桩桩美丽壮观爱情的日子。

正是三月的一天，杨绛和钱钟书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前相见了。如《圣经》中所说：“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人”。杨绛见到钱钟书那一刻，心中似乎幡然而悟：自己一直想上清华，原来只为遇到他。

有人说她是被钱钟书眉宇间的“蔚然而深秀”所打动，应该是一见到他，她潜意识中就有“他就是我前世的人”，钱钟书也仿佛这样想着，于是一种极为有趣的表白脱口而出：“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立即回应：“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甚或有人说我已有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还有什么话比这更直白的：“我是自由身，你就放心追好了！”他们第一次见面，好像就是为了让对方“放心”。

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是的，他们有写不完的情书，说不完的情话。三年后，两人幸福地牵手走入围城。

结婚不久，钱钟书在一件事上遇到了难处：他想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可担心自己走后妻子寂寞。杨绛笑了笑说：“为什么要寂寞呢？我可去英国陪读啊！”他沉吟一会儿，说，“好是好，不过你的学业就中断了。”那时，杨绛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学系的学生。她说，“只有我去了英国，你也就放心了，我为什么不去呢！”钱钟书见她说得诚恳，灵机一动：“我们可以准备两份学费，你也去求学。”

在英国，杨绛更是一次又一次让他“放心”。钱钟书“书生气”十足且有着孩子般的童心。1937年，杨绛生女儿钱瑗住院，钱钟书独自住家里。几天后他去医院看望妻子时，低着头一副痴呆的样儿：“我犯错误了，把墨水打翻了，染了桌布。”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第二天他又去了，说：“我又犯错误了，把台灯搞坏了。”她说，“不要紧，再去买一个。”一句句“不要紧”让钱钟书放心了。

世界太热，让对方放心，他们要追逐内心的一剂清凉。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好评如潮。一天，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说行吗？”杨绛非常高兴：“我支持你，快动手写。”这就叫夫妇比翼齐飞。

为了让他放下心来写作，杨绛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以通过节省开支，让他少上课多一些创作时间。她担水劈材、生火做饭、洗衣拖地，缝纫制衣、翻墙爬窗……她就是要让自己的汗水化作丈夫的笔下珠玑。两年后，钱钟书被誉为“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的《围城》问世。

她的这种从富家小姐心甘情愿地成为“灶下婢”的做法让婆婆称赞不已：“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为了让钱钟书这个“痴人”真正拥有痴福，杨绛除了平日细心地照料他外，她还有一种担心：不能让自己走在他的前面。“钟书病中，我只想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为求得不错次序，杨绛一直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要加强营养时，她会买几根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保持骨骼硬朗。她还坚持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见自己的身体健康，她对自己放心了。

他们的“放心”是真正的生死相依，钱钟书要是病了，杨绛常常是连续许多天，甚或几十天不离左右地陪照顾。当有人劝她回去休息时，她说：“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家。”钱钟书吃安眠药，她也吃，虽然她当时并不失眠。杨绛有时吃安眠药，钱钟书也总要陪着吃，说要中毒一块儿中。

好的身体给她帮了大忙，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他们的女儿钱瑗也病了，住进医院。当时，钱钟书住在北京医院，钱瑗住在西郊的医院，父女俩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已是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

钱钟书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要除尽。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让对方放心是内心的沉稳和强大。

钱钟书去世后，为让“你放心”不打折扣，她更加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除了饮食外，还坚持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她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钱钟书生前曾说过要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硬是将《斐多篇》翻译出来。接着，她要对三人的爱作一个小结，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怀念的书，感动着无数中国人。而时隔四年，九十六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让对方放心是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杨绛同时还将眼睛盯向了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七万余页的笔记由于每一页都留着丈夫的手印，整理它们时，宛然抚摸着爱，抑或被丈夫的爱抚摸着。2003年，被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三卷《容安馆札记》，以及一百七十八册外文笔记得以出版。2011年，二十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面世。钱钟书地下有知，一定会完全放下心来。

杨绛依然追逐着内心的一剂清凉，生活中的她和钱钟书在世时一样，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她回绝说：“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她还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为了不打扰别人，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这就是已是一百零二岁高龄，仍在其笔耕不辍杨绛先生的家。

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让对方放心是最真挚最动人的爱，两人携手并肩并非为了炙手可热时，他们爱的乾坤也就堪比日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