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李贽的关系

汤显祖早年就做了罗汝芳的学生，自小跟他学道，读“非圣之书”。后来又与激进的禅宗大师紫柏交朋友，尤其敬仰激进的思想家李贽，读其《焚书》，十分倾慕。他说：“如明德先生者（汝芳），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紫柏）之雄，听以李百泉（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

汤显祖离遂昌任后，曾在临川和李贽相见。李在狱中自杀后，汤显祖作诗哀悼。他还推崇反理学的达观（紫柏）禅师，称李贽和达观是一“雄”、一“杰”。他们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揭露腐败政治、反对程朱理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被喻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汤显祖，其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那正是朝廷腐败堕落、社会动荡不安的明代中晚期。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汤显祖以“真人”“真龙”“真品”自勉，拒绝宰相辅臣的拉拢，蔑视高官贵胄的腐朽，直至临去世前，仍以“真人”明志。他说，“人自有真品，世自有公论”“仆不敢自谓圣地中人，亦几乎真者也”。

而同时代的思想家李贽也喜谈“真人”，其“童心说”表现了对“真人”“至文”之喜爱，对“假人”“假文”之厌恶。所以当“真人”汤显祖遇到讲“真”理之李贽时，将激发汤显祖怎样的创作灵感呢？可以认为，汤显祖的“情至说”正如袁宏道的“性灵说”一样，都是在艺术领域对李贽“童心说”的呼应。

据《临川县志》卷十及徐朔方先生《晚明曲家年谱·汤显祖年谱》记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即《牡丹亭》问世后一年，李贽往临川造访汤显祖，面晤于城东正觉寺。

汤显祖与李贽身交甚少，但神交颇厚，他是通过读《焚书》而成为李贽的崇拜者的。

万历十八年（1590年），李贽的《焚书》在湖北麻城出版。那年，汤显祖正在南京礼部祠祭主事任上，见到李贽的《焚书》，就写信给担任苏州知府的友人石昆玉：“有李百泉先生（李贽别号百泉）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

石昆玉是湖北黄梅人，黄梅与麻城相邻，故汤显祖向他访求李贽的著作。汤显祖写此信与《焚书》刻成同年，可见汤之心情迫切。

汤显祖读了李贽的《焚书》之后，顿受启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赞道：“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

按说，汤显祖与李贽的直接交往，远不如明德先生罗汝芳、可上人达观密切，但在汤显祖心目中，李贽的地位不在罗汝芳、达观之下，而且在他看来，李贽的思想“如获美剑”，更有锋芒，说明李贽对汤显祖的思想影响相当深刻。

汤显祖很羡慕友人袁宏道与李贽有很深的交往，曾作《读锦帆集怀卓老》云：“世事玲珑说不周，慧心人远碧湘流。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袁宏道曾师事李贽，李贽的激进思想影响了袁宏道“性灵说”文学主张的形成，也为公安派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

汤显祖在赞誉袁氏诗文成就的同时，对李贽反传统的文学思想表达了由衷的敬仰。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汤显祖在家中听到李贽狱中自杀的噩耗，不胜悲愤，遂作《叹卓老》诗以哀之。诗云：“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汤显祖说这位导师“笑舞临刀杖”，简约而准确地凸现出李贽的斗争精神和性格特点。

李贽去世后，在明王朝严禁其著作流行的情况下，民间学者仍然坚持编辑、评点、刊刻李贽的著作。

汤显祖为《李氏全书》作总序，盛赞李贽的著作“传世可，济世可，经世可，应世可，训世可，即骇世亦无不可”，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对李贽著作的流传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