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的性格特点

温庭筠(约812—约866)，本名岐，艺名庭筠，字飞卿，汉族，太原祁(今天山西省祁县)人，晚唐时期诗人、词人。唐初宰相温彦博之后裔。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多次考进士均落榜，一生很不得志，行为放浪。

温庭筠性喜讥刺权贵，多触忌讳;又不受羁束，纵酒放浪。因此得罪权贵，屡试不第，一生坎坷，终身潦倒。唐宣宗朝试宏辞，温庭筠代人作赋，因扰乱科场，贬为隋县尉。后襄阳刺史署为巡官，授检校员外郎，不久离开襄阳，客于江陵。

关于温庭筠的个性气质，时人及后人多有贬斥之意：“不修幅”、“薄于行，无检幅”、“然罕拘细行，以文为货，识者鄙之”、“有才无行”，等等。傲岸不羁的气质，极强的叛逆性格，正是温庭筠的个性写照。

狂放不羁

温庭筠的“不修边幅”、“与新进少年狂游狭邪”使他常常流连于绮筵罗幌之间，出入于都市狭邪坊曲之中。加之温庭筠的“士行杂尘”、“为人假手”，凡此种种表现，也就注定了温庭筠的悲剧。

尽管科场舞弊之风盛行，其影响程度也远远大于温庭筠个人的“为人假手”，但这些行为都是在不公开的、遮蔽状态下进行的，且又隐含着一定的政治色彩。

他的种种行为、生活方式触怒了上层社会，为其所不容，导致了他仕途的不顺，而仕途上的不顺更加速了温庭筠的沉沦，使他更是夜夜迷醉于秦楼。

在偎红倚翠、群艳众芳的簇拥下，温庭筠对女性特点有了更为深刻、细致的理解和把握，也为其词的创作提供了活生生的生活素材，女性形象也在他的词中得到了更为具体的展示。

温庭筠曾悲叹自己的不幸与冤屈，甚而不仅生时遭难、流落至死，就连死后多年也负之罪名、祸延子孙。

《旧唐书》记载：温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飞卿。大中初，应进士。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缟之徒，相与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

徐商镇襄阳，往依之，署为巡官。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心怨令狐在位时不为成名。既至，与新进少年狂游狭邪，久不刺谒。又乞索于杨子院，醉而犯夜，为虞候所击，败面折齿，方还扬州诉之。

令狐捕虞候治之，极言庭筠狭邪丑迹，乃两释之。自是污行闻于京师。庭筠自至长安，致书公卿间雪冤。属徐商知政事，颇为言之。无何，商罢相出镇，杨收怒之，贬为方城尉。再迁隋县尉，卒。

温庭筠生活的时代，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纷争，科举腐。社会在滑坡，科举之路被阻，冶游宴乐之风日盛，怀才不遇的温庭筠于是出入于秦楼楚馆，以这种极端的放纵行为来发泄心中的苦闷，表明对时代和社会强烈的不满。

由于又承负着诽谤之名，更使其颓废放浪，流连声伎，抒写偎红倚翠之句。其放浪形骸的外显行为内隐着一种士人风范，含着忧时伤世、怀才不遇、期待又绝望的复杂情感。

于是词中那“无聊独倚门”的美妇人、“新贴绣罗襦”的闺中思妇就成了温庭筠的感情寄托，从而借这些人物形象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

讥讽权贵

温庭筠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质，又不妥协于世俗，仕途之路肯定不会坦顺，其悲剧的命运也在所难免。他傲视世俗，讥讽权贵，不愿意与时代同流合污，更主要的是得罪权相令狐。

而当时的举子都对令狐家百般奉承犹恐不及。况且当时科举最重荐导，温卷之风盛行，而温飞卿不借机逢迎以求仕进，不借机谄媚以求功名，其个性特征何等鲜明!

考察温庭筠之身世，不遇之因甚多，然恃才傲物、目无权贵的个性则是主要原因。这从他与令狐的交往中可见一斑。

《唐诗纪事》中有如下记载：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未第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之，宣宗赏焉。后令狐“以故事访于庭筠，对曰：‘事出《南华》，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绚益怒，奏庭筠有才无行，卒不登第。庭筠有诗曰：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

令孤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其力，由是远近皆趋之，至有姓胡冒令者。进士温庭筠戏为词曰：“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令。”宣宗朝令狐贵为宰相，为繁其宗党，广罗异族，朋比为奸。对上谄谀迎告，对下则忌胜己者。

温庭筠既讥其无学，又刺其无德，怎不令他恼羞成怒。像温庭筠这样桀骜不驯，当然不能见容于统治者。

纪唐夫《赠温庭筠》诗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可谓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的实质。而王世贞将温庭筠见忌于令狐与“屈原见忌于上官”，相提并论，乃是对温庭筠人格精神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