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的称呼是怎么来的

翻阅中华近代史，可知民国前15年最是倒海翻江之时，政坛纷争迭出,在这些政治争斗中，直奉两系军阀争夺中央权力是一大看点，从而也导致了两次直奉大厮杀和南方护法政府的成立。

“民国四公子”称谓产生于北洋军阀时期；“四公子”的出现是反对曹锟而结盟的结果；“四公子”是其时四位声名显赫的政军显贵之后。

所谓公子，到了民国时代已经成为政界贵族与大牌军阀子弟的泛称。“民国四公子”即是近百年来流传于坊间的一组豪门后裔，他们与现时人们常说的“新京城四少”概念完全不同。

关于“民国四公子”，能见到的最“权威”文字当属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记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按：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

在此，张伯驹提及六个人且似是而非地给出了三种说法，其中袁寒云、张学良及“余”（张伯驹）乃是固定角色，而后加之或卢小嘉或张孝若或爱新觉罗·溥侗，就成了“民国四公子”的三种版本。

实际上，张伯驹笔下忽略了流传甚广的另外三种说法：即“民国四公子”为“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和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或者为“孙科、张学良、卢筱嘉与张謇之子张孝若”，再或者为“孙科、张学良、卢筱嘉与段宏业”。

依照这三种说法，“四公子”中不仅没有张伯驹，连袁大总统的爱子袁寒云亦未入列，晚清贵族爱新觉罗·溥侗更是与一班民国官二代毫无干系。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的文强见过孙中山又深谙民国政事，笑曰：“民国四公子都是北洋时期参与重要政治活动的政要之后，本来是由一个政治联盟引起的，到后来不知怎么又和吃喝玩乐串到一起了，连主角都易了位。”

他至少提供了四个重要信息：第一，“民国四公子”之称谓始于北洋军阀时期；第二，他们的父辈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都地位显赫；第三，他们都参与过当时的重要政治活动；第四，他们都与一个政治联盟有着密切关系。

翻阅中华近代史，可知民国前15年最是倒海翻江之时，政坛纷争迭出，军阀抢权夺势，15年换了十七八任总统，最短的任职时间只有9天……在这些政治争斗中，直奉两系军阀争夺中央权力是一大看点，从而也导致了两次直奉大厮杀和南方护法政府的成立。

1922年秋天，在南方受到陈炯明困扰的孙中山主动联络北方败于直军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希望通过他的财力帮助打败陈炯明。就在孙中山的特使汪精卫与程潜到达奉天的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也抵达张府，于是，由孙中山、张作霖与段祺瑞为主的“铁三角”联盟成立，其目的主要是抵抗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同盟。

在“铁三角”的三个鼎足人物中，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与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都是年纪轻轻就投身于政治的官二代，段祺瑞的大儿子段宏业则是个嗜好围棋并染有鸦片恶习的公子哥儿。

1923年，在张作霖的财力与军火支持下，孙中山打败了陈炯明并且开始讨伐因贿选而当上大总统的直系军阀曹锟，而此时处于直军包围中的皖系军阀卢永祥也积极向孙中山和张作霖靠拢，因此也就有了北洋时期所谓“三公子会谈”的历史事件。

其实，三公子聚会只是巧合。1924年9月，孙中山派孙科到奉天与张作霖面谈讨直事宜，恰巧，卢永祥也遣儿子卢小嘉来拜见张作霖，请求军火上的支持。张学良此时在他的父亲手下任职，他与孙科和卢小嘉的会面成为不可避免，于是便有了“三公子会谈”的传言。

三公子何以变成四公子？这还要从“铁三角”联盟上找原因。

晚清立宪运动的领袖张謇是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他曾应孙中山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同时在民国初年又选择了支持拥有军权的袁世凯。后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张謇愤然辞职并与他彻底断绝了联系。

在孙、张、段为反对曹锟而结盟之时，张謇在军政各派系间的周旋对于结盟起到了实质作用，而此时他的儿子张孝若作为北洋政府的考察实业专使刚刚从欧美周游归来，所以便当然地被归于“公子”之列。

因张孝若的加入，“三公子”变成了“四公子”，段琪瑞之子段宏业也常常因“铁三角”之故成为替代卢小嘉的另一公子。

“民国四公子”之称谓最早见于何处已无可考，但是最早盛传于上海这一点却已形成共识。孙科、卢小嘉与张孝若都是南方人士，上海是他们定居或常来常往的地方；少帅张学良1925年初夏率部队抵沪，也是个红遍上海的传奇人物。

而且此四人均年少官高，上海人把他们统称为“民国四公子”当是十分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