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后半生：尘世间的孤独过客

1995年9月8日，是张爱玲告别人世的时候。当时，她住在洛杉矶西木大道与罗切斯特街交界处一幢淡灰色的四层公寓楼的206房间。

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张爱玲老友宋淇之子宋以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时警察从房东那里得到了张爱玲朋友林式同的联系方式，给林打了电话，林随后携带张爱玲早已签署好的遗嘱副本赶来。”

同日，张爱玲去世的消息传出，震惊了华文文学世界。

张爱玲去世时，躺在靠墙的行军床上，脸向着门口，合上了眼睛。她身下垫着一张灰蓝色的毯子，没有盖被子。法医检验，她是心血管疾病去世的。

“走之前她已经有所准备，甚至整理好了各种证件和信件，装在一只手提包里，放到了门口。这样，发现她的人会很容易找到这些东西。”宋以朗说。

去世的时候，张爱玲房间里的日光灯还亮着。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折叠桌倚在东墙近门的地方，厨房里搁着一把棕色的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这就是全部家具。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品，地上放了一些装着衣服和杂物的纸袋。

从少女时代开始，张爱玲就习惯熬夜工作，到后来终于患上失眠症，想早睡也不行了，而且经常吃安眠药。她有时会喝点烈酒来催眠，并直言“每天花在睡不着的时间太多，剩下的时间永远忙忙碌碌。”

她曾告诉朋友，“睡眠不足在公车上盹着了，三次共被扒窃一千多，三次都是接连三天只睡了一两小时。只好决定除每天非做不可的事外，什么事都不做，多睡两个钟头，清醒点。”

“张爱玲去世后，留下了约240万港币的遗产。”宋以朗说，“2012年，莫言拿到100万美元的诺奖奖金在北京依然买不到一套房，但张爱玲这笔钱在1995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拥有这样财富的张爱玲却刻意把生活过得简单。她到美国以后，经常搬家，所以喜欢廉价的、用塑料和金属架制作的简易家具。

上世纪70年代，友人庄正信夫妇去她当时的公寓看她。那是带家具出租的公寓，张爱玲带了自己心爱的铜制立灯，架子向上撑到天花板，中间排着3个灯罩，每只灯泡都是200瓦，把房间照得亮如白昼。客厅小桌旁有两张木椅，但没有书架，只有一个小型的电视机。电视机是她房间里唯一值钱的电器。张爱玲喜欢看电视，这是她在美国孤独生活里的重要伴侣。

有一次，她从旧金山飞到洛杉矶，托运的电视机被航空公司弄丢了。她在与朋友见面时，特意打听对方用的电视机是什么牌子，后来在与友人的通信里特意提到这件事：夏普电视机“已经买了，真又便宜又好。丢了的那只，航空公司在办赔钱手续。”可见电视机对她的重要。

但对电视节目，她似乎不太挑剔。她曾经和朋友写信讨论美国的脱口秀节目，说主持人迪克·卡维特“真非常风趣，但是隽语难得碰上”。

而她也说，有许多节目她是不看的，比如歌舞节目。不过她强调说，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拿电视作为“背景噪音”催眠，“老电影最有效”。平常总开着电视的一个效果，是她消息相当灵通，对国内外大事和影艺界人物，都可以娓娓道来。

她最后的日子，世人总觉得她有些孤独。曾有朋友去探望张爱玲。她张罗着泡咖啡、舀冰激凌，却好不容易才凑出够两位客人用的碗、匙和杯子。她住的房子，有的没有炉灶，她“买个小烤箱，就够用了”。她的浴室里没有毛巾，却扔了一地的纸巾。她的拖鞋是一次性的橡胶拖鞋，还有几包没开封的放在那里。在她的厨房里，虽然有金属餐具，却好像没怎么用过。倒是有很多一次性的纸碗和塑料的刀叉。

1969年5月，张爱玲托朋友找房子，条件是“一间房的公寓，有浴室和厨房，离办公室近，或者有公共汽车，最好房子不太老，比较干净”。除此之外，家具是可有可无的，而“装修、光线、嘈杂、房间大小”都没关系。

1983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因为公寓要杀蟑螂，要清理橱柜，只好把东西搬出来摊了一地。因为半年要杀一次蟑螂，她不想麻烦搬上搬下，就半年没有打扫，邻家的猫狗身上的虱子传入，必须吸尘以后才能喷杀虫剂。

而且墙壁上的碎片脱落，地毯上碎屑数不胜数，将吸尘器的马达都弄坏了。窗帘成了破布条，房东不给换，“我也不介意”。

到1984年，她再托朋友找房，提出的希望只是“只有一间小房间，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旧，有大门钥匙，没地毯，是地板、假砖或水门汀（即水泥）”，甚至车库改建的房子也可以接受。

再到1988年，她说，以前住的房子全嫌太大，现在“东西全扔光了，更不需要空间”。

她似乎越来越以一种尘世间过客的心态，在度过最后的日子，轻轻松松地，不要任何的拖累。

晚年，张爱玲的身体一直不好，饮食也马虎。虽然她自称“最重视平衡饮食”，“除了淀粉质吃的少，高蛋白胆固醇太高，影响心脏。现在也改吃脱脂牛奶了。”

但是，她所住公寓的管理员却看到她经常买冷冻的盒装食品，她也自述经常吃鸡肉派。“因为没厨房，不得不吃馆子的时候就叫个青菜炒肉片之类，不吃饭，把菜全吃了，荤素都有了。”

她一直认为有一种来自南美、小得肉眼难以辨别、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在困扰自己，曾经告诉朋友“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她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一发现所谓的跳蚤，就马上搬家。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3年多时间里，据说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搬家总数达180多次。

因为搬家，她把自己翻译了十几年的英译《海上花》手稿弄丢，也把许多信件弄丢。她在给友人的信里抱怨：“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主要去看医生。”她叫杀虫人来，又老远到兽医院一两百元买了十只杀虫剂，但还是无效。“只好把东西存在仓库，从圣诞节起，差不多一天换个汽车旅馆，一路扔衣服鞋袜箱子，搜购最便宜的补上。”

1993年1月，她告诉友人庄信正，自己去打预防针，做耽搁多时的身体检查，结果感冒了一个月才好。“是我常有的笑话：看了医生回来就病了。”

1994年10月5日，也就是她去世前11个月，她透露自己“一直是各种不致命的老毛病不断加剧，一天忙到晚服侍自己，占掉全部时间，工作停顿日久，非常焦灼。”

张爱玲也总是在避着人。“她只看报看电视，偶尔给几个好朋友写信，避免与人接触，这和她的性格有关。”宋以朗说。她所住的最后一处公寓，门外就是小书店和修鞋铺。她有时也出来散步，但邻居跟她打招呼时，她只是回应一声“Hello”，就再也没什么话，很多邻居以为她不会说英语。

而在早年张爱玲有一次搬入一个公寓，管理员是个活泼健谈的中年妇女，热情和她攀谈，她真的告诉别人，“我不懂英语”。其实，她的英语非常流畅，并且典雅。书店老板也常常见到她，但她每次去书店，也是来去匆匆，不说话。

她吩咐过朋友，要把她当成“住在老鼠洞里一样”，意思是不要去打扰她。装了电话，她也特意说明是“不能不装，万一生病，几条街外才有公用电话。还是不想打电话，号码请不要告诉人。”她的电话也不登记在电话簿上，“免得我接听不慎，把人都得罪光了。”

因为忙碌和劳累，她甚至也经常不拆看亲友的信，“连我姑姑的信也都不拆看，尽管担心她八十多岁的人，信上会有她病了的消息”。夏志清1985年给她的信，她到1987年才拆看。

许多年前，一位台湾的女记者，为了寻找张爱玲的“芳踪”，竟然去翻她住处的垃圾桶，从中搜罗了张爱玲的“生活线索”，敷衍成题为《华丽缘——我的邻居张爱玲》的文章。

张爱玲得悉此事，赶快逃之夭夭，并评论说：“记者淘垃圾的事使我毛发皆竖。尤其是临走因久病积下十廿袋垃圾，有一包东西混入垃圾袋内，里面有一大叠信。”“没什么秘密也很头痛。”后来那篇文章被《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拒绝刊登，张爱玲还特意托人致谢。

但文章最终还是被那位收入自己的文集发表了。这是张爱玲研究中的一段尴尬插曲。

张爱玲最后的日子，夏志清总嫌她“孤独冷清”，庄信正则以“旧事凄凉不可听”作为一篇纪念张爱玲文章的结语。但这份孤独是她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