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的基本思想
“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是吴起持国用兵的基本思想
《图国》记吴起初见魏文侯即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了明主应该以“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为持国用兵的基本指导方针，这一方针贯穿于吴起的政治、法律和军事的全部思想中，具有鲜明的特点。
“内修文德”的治国观
德在吴起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多次在谈到历史教训时提到修德对于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重要性：“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图国》）
《史记》本传记吴起与武侯对话：“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蟊，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这些话表明了他崇尚德政的治国思想。
那么，什么是德呢？具体而言，他讲的德可分为四：道、义、礼、仁。“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也，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这四德的具体含义和作用是什么呢？他以为：“道者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图国》）
德的含义首在爱民。吴起指出了治国的基本原则在亲民、爱民：“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基于此，他把“民和”放到了战胜敌人的根本条件的重要性上。他认为：“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和既然如此重要，那怎样才能做到和呢？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四德，尤其是“抚之以仁”，即要对百姓万民施以仁爱。“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战，则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矣。”（《图国》）
德的另一含义在于教民。他认为治国必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教什么呢？教礼和义。在他的四德之中就有“理之以义，动之以礼”的要求。他又认为：“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图国》）
在吴起治内政的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崇尚贤、功者，可以说这也是其内修文德思想的一部分。在回答武侯问何为“阵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时，他对曰：“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阵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图国》）
义战、慎战的战争观
吴起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他在魏国任西河守时曾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魏武卒，使秦兵不敢东向。这说明他在“外治武备”方面也很有能力。但他却知兵而不好战。前文已讲到，德在吴起思想中占核心的地位。从此出发，他主张义战和慎战，反对穷兵黩武、“恃众好勇”。
吴起提出要区分战争起因、性质并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对待：“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义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图国》）”
在这里表明了他的战争观，即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针对那些“举事动众”、违天意、逆民心的逆兵才用强力、权势（权）去压服。他主张的是正义之伐，像“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那样的“举顺天人”的战争。这种对于战争性质的看法，在当时条件下能提出来是很有见地的，对我们今天分析和对待各种不同的争端也有启发作用。
吴起主张对于各种性质的战争，尽可能以“礼、谦、辞、诈”的办法制服而不兴兵，这是一种慎战的思想，它来自于多方面的认识。
首先，来自于他“民和”的认识。他以为国家之本在于“教百姓而亲万民”，如有前文提到的“四不和”，即未做到举国一致，绝不可以兴师作战，只有全国军民都“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时（还要“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以示郑重）才可以去打仗。
其次，出于对历史教训的认识。他以为“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因此不能好战。其道理是“战胜易，守胜难”。打仗多了，必然消耗国力，最终失败而亡国。“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图国》）
再其次，出于他主张“精兵”的认识。他认为“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料，挑选）。过去齐桓、晋文、秦穆只用几万人马即可霸诸侯、服强敌。而今只要挑选精锐五千人做为部队的中坚便“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了，只要运用得当，可以打击成倍于己的敌人，没必要出动许多军队，打许多的仗。（《图国》）
“以治为胜”的治军思想
在先秦兵家中，吴起最为鲜明地提出了军队“以治为胜”的思想，并对如何达到治提出了详尽的看法。军队的战斗力来自严明的军法制约，不在人数多寡
《治兵》篇里有一段吴起与武侯答问的对话：“武侯问曰：‘兵以何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在这里他提到军队要有严明的军法，否则人数再多也是一盘散沙，无法打胜仗。他把这种严格依法行事的状况和手段叫做“治”，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一个很大的发明。
什么叫治？他认为，“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治兵》）这样治理严明的军队才能完成他理想中的正义战争。
怎样才能要做到治？这需要从平时做起。他以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具体的办法是，首先，教战之时，战士们要熟悉阵法和指挥号令，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其次，要“乡里相比，什伍相保”，建立互相监督的制度。再次，严格而不留情地执行军令。战时，“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茄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这样的军队才能做到“治”，才能“战无强敌，攻无坚阵”。（《应变》）
吴起还认识到要做到治，不能只靠上级的教令，还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这就是不竭军力。他说：“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治兵》）大意是说在行军中，只有进止有节制、准时供给粮草、让人马保持充分的体力，部队才能服从命令、完成任务，也才能保证治的实现。从反面说，“若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治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