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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人心好恶苦不常,好生毛羽恶生疮。与君结发未五载,岂期牛女为参商。古称色衰相弃背,当时美人犹怨悔。何况如今鸾镜中,妾颜未改君心改。为君熏衣裳,君闻兰麝不馨香。为君盛容饰,君看金翠无颜色。行路难,难重陈。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行路难,难于山,险于水。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参考资料: 1、龚克昌 彭重光.白居易诗文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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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太行山的道路崎岖不平,往往使得行走其间的车子损坏掉,但是和人心比较起来,太行山反而成为平坦的道路了。
巫峡的水能够使行经其间的船只翻覆,但是如果和人心比较起来,巫峡的水反而成了波澜不起的川流了。
人的爱好与厌恶之心反覆不定,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可以喜欢上了天;厌恶这个人的时候,就说这个人满身都长了疮疤。
和夫君结褵不到五年,突然间,两人就从原本恩爱的牛郎、织女星,成了难以相见的参星和商星。
古人说“色衰爱弛”,当时的美人还觉得很怨恨呢。
更何况是我的容貌还没有改变,夫君的心却早已改变了呢?
为了夫君,我把衣服薰得香喷气四溢,夫君闻到兰麝的香味却不觉得香;
为了夫君,我努力的梳妆打扮,夫君看到我满头的金翠却仍然觉得颜色如土。
人间路实在很难走啊,也很难陈述啊!
生在世间,最好不要生做女儿身,因为身为女人,百年的苦乐都要随人而定。
人间路实在很难走啊,比登山难,比入水难。
不只人间的夫妻容易有反覆,近代的君臣关系也是如此。
你没看到吗?左边“纳言”,右边“纳史”;早上才承受皇上的恩典,晚上就被皇上赐了死。
人间路实在很难走啊,不在山之高,不在水之深,只在人心反反覆覆之间而已。注释
太行:山名,又名五行山、王母山、女娲山,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形势险要。
巫峡:长江三峡之一,水急浪高,舟行极险。
安流:平静的水流。
牛女:即牛郎织女。此处借指人心相距很远,水火不容。
鸾镜:梳妆用的镜子。古代西域一个国王有一只鸾鸟,三年不鸣。他的夫人说,鸾见到影就鸣,可以挂起镜子来照它。鸾鸟见到自己的影子,真的悲鸣起来。
盛容饰:着意加以打扮修饰。
无颜色:即无光彩。
陈:陈述。
纳言:隋唐时期门下省长官,是宰相一级的高官。
纳史:应作内史,隋唐时期中书省长官,是宰相一级的高官。参考资料: 1、龚克昌 彭重光.白居易诗文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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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于元和四年(813)的《新乐府》中的一首诗。诗人在长安做官,见到不少朝中重臣朝蒙恩宠而夕遭贬谪,深感“伴君如伴虎”,故“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据此有人认为此诗与唐宪宗嫌白居易对他不恭敬,要把诗人赶出翰林学士行列有关。
参考资料: 1、龚克昌 彭重光.白居易诗文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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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首先用了两个对比,以太行之路险能摧车和巫峡之水急能覆舟来与多变之人心相比,指出前者与后者相比实在是平坦之途,从而读者可想见人心之险恶了。
接着诗人连用四个典故来进一步说明人心易变的具体表现。一个是赵壹所说的当别人说你好时仿佛羽毛能从你的皮下生长出来,而当他不喜欢你时,同是这一层皮他却能说成是生疮溃烂。另一个则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牛郎织女虽然每年只能相聚一次,但却非常恩爱,但没有想到这样看似非常牢固的情感关系也会反目成仇,就像参、商两个星宿不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一样,变成了“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第三个典故也是古人非常熟悉的汉武帝与李夫人之事,是讲女人取悦于自己的男人是因为其青春貌美,而随着其年长色衰男人就不再宠幸她了,李夫人就是为自己这个遭遇而怨恨的。但这个典故还只是一个铺垫,下面的第四个典故“鸾镜”进一步说明,女人爱照镜子,当她还在为自己依然充满活力的形象而沾沾自喜之时,却没有想到她的男人就已经变心了。
接着诗人用了两个排比句,讲失去了男人恩宠的女人,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让其回心转意了:为男人用香兰、麝香熏衣服,但变了心的男人却不闻其香;为男人盛妆打扮修饰,男人看着这些金玉饰品却不见其色。
接下来诗人对上述表现进行总结,强调“行路难”,为女人的依附性地位及其遭遇发出了呼喊,并对诗一开头就提到的山、水之险进行回应。但这还只是诗人表面的目的。此诗的深层目的在于为君臣关系中处于弱势的臣子的遭遇而鸣不平。朝中的高官可以是早承恩而暮赐死的,可以说在朝做官是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诗人认为,行路难,其实不是说的那些平常的山水之路,而是那些君臣交往(当然也可以扩展为所有上下级交往甚至于一切人际交往)之中的难测的“圣心”。变化莫测的圣心就像上述典故中的男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抛弃自己的臣子。
诗人在诗中毫不留情地对最高统治者展开了批判,其勇气可嘉,但也让人为其政治前途感到担心。当然诗人敢于这样写的原因在于在他写此诗时,与他想法相同的还大有人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促成他敢于放言。另外诗人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设法改善君臣关系,对臣下多一些宽容和尊重,这样对唐王朝本身也是有利的。
这是一首在写作上很有特色的诗歌,诗人灵活地运用了对比、比喻、排比等手法,并且通篇运用比喻,结构紧凑、首尾相应,使全诗在展现批判力量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可以想见此诗发表的当时,是颇能引起广大士绅的强烈共鸣的,但这也为其他不满诗人的一些保守官僚提供了最好的攻击借口。后来诗人遭到贬谪此诗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索。
参考资料: 1、龚克昌 彭重光.白居易诗文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