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何设不杀文人士大夫和言事者的国策？

每朝每代都或多或少有过文字狱，而清朝掀起的文字狱，令无数文人士大夫成为这场统治者掀起风暴中的陪葬。但是，宋朝却不杀文人士大夫和言事者，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中记载，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来室，谓之誓碑”。每当新皇继位，便须“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

这个碑誓内容，除了赵宋的列位皇帝得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一直到靖康之变时，金兵攻占开封，碑誓内容才泄露出来：“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不得不说，能以碑刻这种不可磨灭的方式，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作出不得杀前朝皇室后裔以及士大夫和言事者的誓言承诺，千百年来，也唯有宋太祖这一位皇帝了。这位器识宏远的帝王不但有大魄力、大胸怀和大手段，而且开明、仁慈、包容。

事实上，两宋历史上，诸位皇帝算是比较听话的，这块誓碑所起到的约束作用确是不可估量。在宋朝皇帝以极大的胸襟包容和支持下，许多不管在为官还是为文都有着杰出成就的著名人物，才得以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出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

我们经常戏称山西人为老西儿，究其渊源，却是出自于对寇准的爱戴和怀念。就是这个寇老西儿，胆子可谓极大。

《宋史·列传》里记载：“(寇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好了，直言上谏不算，皇帝生气了，还敢拉住衣角不让走。也算是他运气好，太宗皇帝事后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拿他与魏征并论。但对他甘冒天子之怒，也要“挽衣留谏”的行为，要换成一个脾气不好的皇帝，估计早就毫不留情了。

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被谥号为“仁”的皇帝，就是北宋的赵祯。他在位整整四十二年，他的知人善任、善于纳谏，在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历史上公正廉明、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就是出于仁宗一朝。包拯这个人，要是接受时下所谓的情商测试，估计能及格就不错了。

据相关记载，这位包大人在人情世故方面很是欠缺，在当时也没什么朋友，跟皇帝讲话也是一点情面也不讲。他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有一次，深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想为其伯父张尧佐谋一要职。皇帝刚下诏令，包拯就开始不依不饶地上谏，皇帝不愿意听，他“傻”劲儿一上来，言辞激烈之下，居然将唾沫星子都喷到仁宗的脸上。

如果不是宋仁宗的“宽容”，估计包拯早就成了刀下亡魂。而仁宗的宽容，探究起源，大抵是出于遵守宋朝不杀文人士大夫和言事者的国策要求。

但仁宗皇帝却一面用衣袖擦脸，一边苦着脸，还能继续接受他的建议。这反映出这位帝王的度量之大，非常人能比。经此一事，包拯的政治生命不但没有结束，日后还能落得个千古传诵的美名，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仁宗的宽仁和成全了。

宋仁宗皇帝去世时，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更是悲痛不已，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并且，为寄托深切之哀思，他竟在其辽国境内设了仁宗的衣冠冢，此后，辽国历代皇帝皆“奉其御容如祖宗”。不得不说，仁宗皇帝的仁政魅力已是炳照千古。

宋朝的神宗皇帝，后世又有人戏谑他为大宋历代皇帝中的“一代愤青”，但不可否认的是，除了太祖、太宗兄弟俩外，在大宋历代继统的皇帝中，他算是比较有理想有魄力的一位皇帝。正因为抱着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的巨大决心，他才能在重重阻力之下，毅然决然地重用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

但就是这样一位有胆识有干劲的皇帝，也时常屈服于保守派的势力，在朝堂上屡屡被文彦博等一批老臣为难，怒极却又无可奈何。有一次，他想杀一失职的臣子，却遭到大臣蔡确和章惇的强烈反对，蔡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

神宗一听也觉得有道理，若为杀一人担负这么大的恶名就不值得了，但轻饶了他又觉得不甘心。于是，神宗沉吟半晌，说：“那就刺面配远恶处吧。”这时，章惇却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气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类似的事情，王安石也遇到过，但不一样的是，王安石的立场有所不同。众所周知，变法正是王安石倡导的，但在变法运动中，因遇到了保守派的重重阻碍和打击，一度陷入僵局。

有一次变法派召开内部会议，几位干将就建议“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如有必要，可用霹雳手段”。王安石的长子王雱亦附和道：“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但王安石却脸色大变：“儿误矣!太祖遗训，不杀士人，若开此例，则朝堂成刑场矣!”断然否决了这个提议。

在宋朝三百二十年的统治期间，正是因为历代皇帝谨守“不杀文人士大夫和言事者”的国策，才给文人积极参政议政创造了一种难得的宽松氛围和良好环境，亦保证了政治上的相对清明。既没有宦官外戚专权、后妃干政和地方割据，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兵变、民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时，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皆空前繁荣，科技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据《宋史》记载，宋朝的年赋税收入一度达到近16000万贯文。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说道：“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

一夕间，宋朝所创造出的成就皆毁于蒙古骑兵之手，无不令人惋惜。这恰好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与赵宋之世。”开明、包容、民主的大宋朝，承载着千载文人的理想和梦想，唯其如此璀璨和美好，才更加令人向往、不舍、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