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

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中亚和东亚各国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隋唐时期，中日两国交往密切，隋朝时已有日本遣隋使到来。唐朝从贞观年间开始，日本来中国的遣唐使有十多批，同来的还有留学生和留学僧等，使团规模庞大。少则二百人，多则五六百人，使团成员的素质较高。以便更好地吸取唐朝文化。使团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回礼。实际是两国之间的贸易。

遣唐使回国后，很受重用。他们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日本人受唐朝文化影响很大。他们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社会生活上至今还保留着唐朝人的某些风尚。

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五年)。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

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唐帝国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

日本主动与唐朝外交为了服务于日本当时对唐 朝外交的双重政策，遣唐使最先必须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体制，担负起改革日本国内政治体制的使命，以帮助其改革本国内落后的政治体制， 并建立先进的唐朝式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其次与唐朝相对立，为建立倭本制和保护在朝鲜半岛的既得利益，大力推进地域册封体制 。可见为推进日本国内的大化改新等诸项改革， 遣唐使既要吸收借鉴唐朝中央集权体制的先进经验，又要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探察与调和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

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