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询与许平君之子汉元帝刘奭

刘奭[shì]是汉宣帝刘询与他的第一位皇后许平君的儿子，在刘奭很小的时候他母亲许平君就被毒害身亡，这到底刘奭没有得到母爱，继刘盈之后又是一位温柔仁慈的太子。实在不是当皇帝的料。

汉元帝刘奭（前74年―前33年）刘奭两岁时，其父刘询即帝位，是为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八岁的刘奭被宣帝立为太子，但因为他曾经向宣帝进言“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而不被宣帝所喜爱。宣帝甚至预言“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但顾念他是发妻许平君的儿子而没有褫夺他的太子之位。

柔仁好儒

史书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什么意思？温柔仁慈，喜好儒术是也。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一天乘着陪父亲用餐时，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

汉宣帝刘询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我们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

”这儿的“王道”与“霸道”，大概也勉强可以解释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吧？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这儿的“家”，就是指大汉王朝的基业啊。然而，如前所述，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没有更换“革命接班人”。这是刘奭的一大幸运。

刘奭的“柔仁”，与他的先世伯祖汉惠帝刘盈的“仁弱”非常相似。然而，刘盈有个曾陪着父亲出生入死、共同打天下、创基业的母亲吕雉，父亲死后，这个母亲就掌握了大权，而且心狠手辣，残酷无比。

刘奭呢，幼年丧母，虽然也是人生的一大不幸，即位后却不会受到皇太后的干涉与压制。他的养母王皇后一则汉宣帝在世时就受到冷落，二则“素谨慎”，汉宣帝死后也不会太张扬，因此，也就不会对当今皇上、她的养子刘奭造成多大的压力了。

“柔仁”与“仁弱”不但非常相似，而且还都包含着一个“仁”字，即仁慈。我们曾经说过，柔弱仁慈的刘盈是不适宜做皇帝的，而温柔仁慈的刘奭同样不适宜。不过，由于刘奭的上面没有像吕雉那样的一个“母后”，他的结局可比刘盈好得多了：公元前49年、27岁时即位，做了16年皇帝，于公元前33年、43岁时病逝。同为不适宜做皇帝的人，他不是比刘盈幸运得多么？

纯任德教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纯任德教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

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

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200斤，府第一所。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

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

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

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威权旁落

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

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

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

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

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其实刘奭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能人，在弹琴吹奏的音乐天赋上，说得上是一绝。不过他为人太过拘谨，优柔寡断，司马光都说他容易受欺骗而难以醒悟。因此刘奭应该算是一位昏君，还是一位幸运的昏君，不过我所说的幸运指示相比那些非常凄惨的帝王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