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的三段恋情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乾隆皇帝的臣子们，从理藩院尚书和珅、大学士松筠到新任两广总督长麟，以及陪伴全程的天津道台乔人杰和通州协将王文雄，都对马戛尔尼使团很友好。访华期间，满清官员赐予了特殊照顾，许多做法不符合现代外交惯例。

比如说，英国使臣需要一条内裤，陪同得知后，买来送给他，并不收钱，都在皇上的“款夷”经费中报销了。在这些枝节问题上，清政府保持着一贯的“以大事小”，居高临下的虚骄。按照乾隆皇帝的谕旨，就是要：“速将英吉利贡使送走，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

和英国人关系最僵的是“鹰派”人物，就是前任两广总督福康安。他在广州时，对外国商人采取过严厉限制。

乾隆

1793年使团在北京和热河，福康安坚决主张让英国使臣行三跪九叩的谒见大礼。不过，在英国人南下回广州的时候，接近使臣的北京官员们告诉说，现任的浙江巡抚长麟，正直仁慈，已经获得迁任，要到广州接替福康安，接任两广总督的位置。他对外国人比较友好，一定会好好招待。

果然，使臣们到了杭州，长麟出面宴请使臣，邀他们到自己的府邸作客，请他们看戏班子堂会。在我们编辑的《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中，定名一幅英国铜版画为《官府宴请》，考证为巡抚长麟的家庭宴请。

最后，长麟还决定提前赴任，陪英国人一路从杭州出发，跋山涉水，翻越庾岭，到广州履新。总督到了粤北城市韶州才和使臣们分手，为什么不再一路南下，欢谈到广州?据使臣们估计，这只是害怕广东人议论他与英国人过于亲近。

中国之行的后半段，和马戛尔尼使团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人是候任两广总督长麟、乔人杰和王文雄三位官员。中国传统政治的待客之道，并不区分国家、政府和私人，谈得来的时候，就公私不分。官场之外的私下接触，官员把英国使臣迎到自己府第，个别对话，朝廷并不怪罪。

乔、王两人从1793年7月31日在天津迎接马戛尔尼，到12月31日在广州和英国人一起玩过新年分手，五个月里，和英国人朝夕相处。

长麟于11月9日在杭州初见，到广州告别，也有2个月。他们和使臣们有很好的关系。离开了北京官场，访华进入后半程，中外人士开始投机。在轻松随便的场合，长麟和乔、王等人告诉英国人许多朝廷秘闻，一些不该说的话，也透露出来了。

令人惊异的是，总督和两位大人，居然透露给英国人一项当朝的宫廷秘闻：乾隆与和珅是同性恋的情人!据他们说：乾隆一生，三次坠入爱河。第一次是爱上了父亲雍正的妃子马佳。这是一次乱伦，皇后私下召见了妃子，以白绫赐其自缢了事。

第二次是“回族香妃”，乾隆被自己俘获的西域女子的不屈、坚贞和美丽倾倒，执意要娶回宫中，结果又被太后阻止，香妃也被赐死。“最后，乾隆60岁时爱上了和珅，在乾隆看来，他就是马佳再生，并把他当成了嬖幸。

他违背了天朝的规矩，把没有为公众建立过任何功勋的情人提拔到首要的位置上来。两年以后就要去世的母后这次对这事情未加干涉，因为这不是女眷们的事，而是男人间的事。”(阿兰·佩雷菲特著，毛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北京，1993年，第297页)

英国人对秘闻并不十分震惊，欧洲宫廷也有这样的故事。“皇帝也是人”，这样反而正常。但是，他们对大臣们告知皇帝秘闻本身深感意外，“马戛尔尼忠实地记下了乔、王两人的谈话。因为他认为两人十分了解情况。不过皇帝的实际年龄又让他觉得乔、王两位在皇帝的风流艳史上的能力有些夸大其词。

中国的君臣关系过于拘泥仪式，他们两位伴同官能对他们的君王作这样的评价，令他十分奇怪。”(同上引书，第296页)因为这个关系，马戛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写《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只隐晦地提到和珅“相貌不凡……是皇帝唯一宠信的人”，没有明说。

由于各种原因，《马戛尔尼日记》一直没有公开出版，其中便详细地记录了这段佚闻，直到近年来被法国历史学家佩雷费特(AlainPeyrefitte，1925-1999)挖了出来。

这段佚闻，乾隆时代北京很多人知道。除了乔、王大人在杭州告诉他们外，马戛尔尼刚到北京时，接近乾隆皇帝的法国遣使会神父罗广祥(Nicolas-JosephRaux，1754-1801)就告诉过英国人这段故事。

为什么乔、王两大人在杭州向英国人证实了皇帝的密情，一种解释是：长麟他们都不喜欢和珅。长麟是蒙古旗人贵族，在陕甘总督任上有政绩和武功。厌恶和珅出身微贱，恃皇帝宠幸专横于朝。1792年，因为替一项冤案辩护，受到和珅贬斥，此后一直在巡抚的位置上赋闲。

这次总督两广，正是他重新振作的时候。对朝政不满，对和珅怨恨，影响乔、王两大人。他们三人在杭州，泄露了对贪官和珅的义愤，对着不着边际，回去以后再也不见的外国人发泄不满，笑谈丑闻，确实是情有可原。

英国使臣的回忆录表明，长麟是个比较正直的官员，他希望能与英国政府合作治理广州贸易秩序。他说将允许英国人学习中文，请英国在乾隆如期退位后派使臣参加新皇帝登基大典，承诺为广州中英贸易提供便利等。长麟准备在广州施行与和珅规定稍有不同的“新政策”。

可惜，长麟在广州任职两广总督只有一年，否则，中英之间因有这样密切的私人关系，会有不同的前景也未可定论。还有，鸦片战争未必打得起来。

这里还有一个历史编撰学上的启示：外国人游记，可以补充中国正史缺陷。《清史稿》中当然绝无说乾隆与和珅是同性恋。陈康祺《郎潜纪闻》、薛福成《庸庵笔记》中提到和珅的劣迹，但也没有明确说明这层关系。民国后的清宫野史偶有披露，史家却未敢置噱。

另外，从陈森的《品花宝鉴》中我们可以知道乾隆朝北京城里盛行男同性恋，所谓“男风”。但从来不知到底是上行下效，还是下行上效，皇帝也成了“龙阳之好”。现在，因为有了当朝大臣对着外国人的诉说，我们可以比较严肃地考虑这段史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