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天京事变最大的受益者？

一百四十年前，由金田起义揭幕的太平天国革命，轰轰烈烈，所向披靡。太平军自广西出发，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席卷了半个中国，建都于天京(今南京)。特别是1856年上半年击破清王朝江南大营后，政治上、军事上都进入全盛时期。这些大胜利，给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带来了大骄傲。

天王洪秀全于是不思进取，不理国政。东王杨秀清则得意忘形，骄横无忌，滥用神权，所有将领几乎都受过他的凌辱。为了把革命事业推向胜利，他把包括北王韦昌辉在内的将领们都派到外线作战，京城疏于戒备，却自以为江山十分牢固。他想借此整顿朝政，结果树敌过多，遭到暗算，导致大规模的天京变乱。

在这次天京事变中，韦昌辉勾结燕王秦日纲在佐天侯陈承瑢接应下，潜入天京，包围东王府，袭杀东王杨秀清，并残酷屠杀杨的家属及部将两万多人。从此太平天国革命元气大伤，由盛入衰，并逐步走向失败。那么，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它的经过、结局及教训又是怎样的呢?本文想从天京事变的起因说起，而起因又是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封建化，即腐败和争权夺利等诸多矛盾构成的。

一、洪秀全并非诛杨的罪魁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首义诸王很快封建化，宣扬“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建立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于是享乐腐化、争权夺利之风遂起，旧式农民战争的一些弊病又重新暴露出来。本来在起义和进军阶段，太平天国从天王到士兵称兄道弟，官兵平等，部队积极性很高，战斗力很强。

清特务人员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到：太平军之所以能成“燎原之势”，是因为“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获迅速。”又说，太平天国官兵都是“自携军火，裹粮以行，无舟车之载，安能觅轿马?洪杨诸首逆亦敝衣草履，徒步相从。”在这种情况下，首义诸王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进取心很强。

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兵锋所及，如摧枯拉朽，斩关夺隘，所向无敌。太平军将领之间，当时并没有明显的抵牾，也未发生对权力的争夺和角逐。但是，农民领袖们一旦取得政权，就很难按原来的“平等”思想来建设曾经设想过的“地下天国”了。他们可以用平等思想来约束士兵，却不能用平等思想律己。

而原来他们反对过的封建特权以及地主阶级对财富的拥有，就逐步变成他们所追逐的目标。在天京建都之后，首义诸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快放弃了进军阶段崇尚平等、积极奋发的思想，而革命酝酿时期的各种不同思想和矛盾在这时也重新萌发，逐步朝着不利于农民阶级的共同事业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领袖人物洪秀全、杨秀清的思想中所滋生的封建特权和享乐思想，对革命事业危害尤为严重。

洪秀全在建都天京后，也确曾想用平均主义思想来开创“地下天国”，他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提倡“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它可行的方案又拿不出来，在经过若干尝试失败之后，便不得不退回去，朝着封建制度的轨道上滑行。

洪秀全是饱读经书的，他对封建主义、封建特权的一套十分熟悉。因此，他并不需经过什么质变，便很自然地继承了封建皇帝所拥有的特权，而使自已逐步封建化。突出的表现：是爱听颂扬，什么“公正威风者为万民之主”，什么“元首明，股肱良，贡獒献雉，航海梯山。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洪秀全俨然已经建立一个“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王朝，而自己也俨然成了封建皇帝。

于是那些显示帝王尊严的敬避字讳和回避之类的制度也制订出来了。洪秀全为了显示尊贵，把自己抅囿在神秘的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其至连昔日草莽结盟的伙伴也“罕识其面，”沉溺在享乐的宫闱生活之中。二是一入城就大兴土木，营建天王府。

史书记载，当时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①状”。而且广选后妃，多至88人。洪秀全在广西提出的“小天堂”，本来是用以号召太平军将士奋勇前进的目标，如今却缩小成了天王府。三是革命意志锐减，不理朝政。

以至天京建都一年多，清江南大营向荣在给清廷的一个奏折中还说：“至洪逆之有无，向有传闻异词”。时人谢介鹤在《金陵癸甲记事略》中也说：“天贼尸位而已”。更有传闻“洪秀全实无其人”，不过是“刻一木偶，饰以衣冠，闷置天王府”而已。《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一切号令都出自杨秀清，“洪秀全徒有其名”。洪秀全把权力都交给杨秀清，结果大权旁落。

杨秀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统理朝纲的军师。在起义阶段，他曾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因而取得了天父传言人这种至高权威。后来他便集政权神权于一身。《李秀成自述》说，建都天京后，“东王佐政以来，事事严整，……民心佩服”。但由于杨权力过于集中，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膨胀，非常骄横跋扈，“一朝之大，是首一人”。

为他营建的东王府，其富丽堂皇，奢侈华丽，仅次于天王府，出门的仪仗队十分庞大，过于张扬。后来甚至发展到以天父②的名义要挟洪秀全，要洪秀全下跪接驾。洪、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突出。不过，在处理和杨秀清的关系上，洪秀全采取了忍让和顾全大局的态度。这是因为他要维护天父皇上帝的尊严;并要依靠杨秀清来掌管朝政。请看以下事例：

一是1853年(癸好三年)③11月，杨秀清自称代天父下凡，因洪秀全虐待宫女，要杖洪秀全46板。那时建都天京刚刚八个月，洪秀全正集中精力，并亲自监督营建天王府，在此期间，发生过任意辱打甚至处死侍从、女官的事情。杨秀清便以天父下凡，下令杖责天王，以示警告。

杨秀清并借此，要洪秀全对幼主严加管教，使幼主从小“体念物力维艰”，“节用而爱民”。要洪秀全体恤臣下，不要任意打骂诛杀。杨秀清还劝洪秀全要善于“纳谏”，他说，“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臣理君事，亦必先启奏始行。如此则君臣同德，上下一心”。这些劝告是颇有道理的，尽管手段粗暴，洪秀全还是能忍让的。

他在得到天父赦免对他的杖责之后，破例在金龙殿宴请杨秀清、韦昌辉等人，并称杨秀清的谏言是“金玉药石之语”，“至情至理之言。”但这件事造成洪秀全心灵上的不快却是必然的，在洪、杨的关系上投下新的矛盾的阴影。二是杨秀清凌辱王兄洪仁发、洪仁达。二洪是洪秀全的兄弟，经常凭借天王的权势为非作歹。

有一次，杨秀清代天父下凡，下令各官听令，洪仁发迟到，杨秀清指责他对天父不敬。洪秀全得悉后，即下令要洪仁发到杨秀清处“肉袒请罪，并请杖责”。洪秀全尽管出于宗族血亲，对洪仁发等的劣迹有所袒护，但他为顾全大局，还是站在杨秀清一边，责备其兄洪仁发。三是杨秀清经常以天父皇上帝的名义下凡，用神的威力凌驾于洪秀全之上。

有时甚至以天父名义下令将东王“迎至金龙大殿”。有时在夜深人静时，突然以天父下凡，并要登朝。但天王府朝门数重，洪秀全出来晚一点，杨秀清就斥责他“咁久还不开朝门?真是该打!”逼得洪秀全跪在地上“求天父恩赦小子迟程之罪”。遇到这种事，洪秀全出于维护天父的绝对权威，总是忍让，但与杨秀清在思想深处的裂痕却在加深。

从以上材料看，洪、杨之间确存在着严重矛盾，但还没有发展到洪秀全非杀杨秀清不可的地步。据天京事变中曾经赶到天京排解的石达开后来追述说，韦昌辉曾经请洪秀全诛杨，“洪秀全不许”，正因为如此，当韦昌辉发动天京叛乱袭杀杨秀清后，洪秀全曾予以痛斥。可见诛杨并不是洪秀全的初衷，天京事变的罪魁是韦昌辉，而不是洪秀全。

二、韦昌辉行韬晦之计

韦昌辉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在进军阶段和定都南京之后，他都是重要的决策人物之一，对太平天国的事业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有着地主阶级的劣根性，“阴柔奸险”，对杨秀清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韦昌辉对杨秀清献媚讨好也很突出。

据《天父下凡诏》记载：有一次洪秀全、杨秀清在金龙殿议事，洪秀全说：“尔二兄果然有差处，始操劳天父下凡教导也”。韦昌辉立刻把话接过去说：“二兄无差，总是我们为弟之错。”在谈到袍服时，洪秀全说：“现今尔二兄之袍服至足，不用缝先。”韦昌辉又马上接过去说：“二兄为天下万郭(国)真主，富有四海，袍服虽足，亦要时时缝来。”

这种无原则的阿谀奉承态度，当即遭到杨秀清的驳斥：“袍服不足方要多，若云既足，绥些再缝，方见二兄节用爱人之德。”洪秀全为此对杨、韦作了如下评价：“清胞真是古之所谓骨鲠之臣。正胞④，尔虽是爱兄之心诚，终不若清胞直言无隐更为可嘉也”。这两件事反映了韦昌辉内心世界之卑鄙。

韦昌辉耍两面派，行韬晦之计的事是很多的。《金陵癸甲记事略》中说：韦昌辉“事东贼甚谄，舆(车)至则扶舆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有一次，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亲兄争房屋，杨秀清把他交韦昌辉议罪。韦昌辉竟要将其哥哥处以五马分尸，说不如此，不足以警众。

又一次，韦昌辉部下任意殴打水兵，激变水营，杨秀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杖责韦昌辉数百。有个裨将为此大呼不平，韦昌辉听罢大怒，竟杀了这个裨将“以谢秀清”。这种超出常规的谄上作风，包含着极大的祸心。韦昌辉为了有朝一日取代杨秀清，行韬晦之计，下了极深的功夫，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应该说，韦昌辉的努力是收到效果的，甚至连十分精明的杨秀清也误认为他慑于自己的威严，“有惊恐之心”。杨秀清没把韦昌辉看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种下了悲剧的祸根。对韦昌辉的险恶用心，太平天国内部是有所察觉的。太平天国的理论家曾钊扬在事变前很久，就曾议论韦昌辉“阴忍而残刻”，“其心叵测，萧墙之祸正恐未远。”

清廷特务人员在事变前一年就判断说：“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敌我双方都看到杨、韦之间的深刻矛盾，杨秀清作为当事人自然不会无所觉察，但由于过份自信而忽视了韦昌辉的韬晦之计。这就使韦昌辉有机可乘。

三、积怨酿成刻骨仇恨

丙辰六年(1856年)七月初九日，杨秀清代天父下凡，宣布“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又说：“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心敬拜上帝真神。”帮妖就是降清，罪当即诛。但杨秀清宣布秦、陈帮妖之后，却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而秦日纲是个带兵将领，有一定实力，陈承瑢是朝中最高行政长官，可以来往于洪秀全、杨秀清之间。

他们两人都不会坐待其毙。从某种意义上说，策划天京事变的核心人物是陈承瑢。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利用和洪秀全往来之便，把自己的行动说成是天王的意志。勾结韦昌辉这个野心家，以及联合与杨秀清有前怨的秦日纲，共同发动天京叛乱。那么，杨秀清宣布秦、陈帮妖是否有根据呢?现在不得而知。

但他想利用破清朝江南大营之后来整顿天朝的政权机构，却是可能的。秦、陈都受过杨的杖责。杨在甲寅四年的一次代天父下凡时，曾经下令把陈承瑢锁拿起来，虽然没有宣布什么罪状，却说了这么一段话：“尔爵居诸王之下，位列群僚之首，便当一条草(心)对天，真草(心)扶主……切莫变妖变怪之人。”随后把他放了。

这段话自然是在批评陈承瑢等人对主不忠心，有变妖变怪的嫌疑。而秦日纲则因打败仗，屡受杨的处罚。《天父天兄圣旨》中记有乙荣(乙卯)五年二月十三日天父下凡，令将秦日纲“奴其三载”，即革职为奴三年;并记有因“屡次失守之罪，锁押在牢，未经主断”。一直到半年后，才下令复其原职。

从这些材料看，秦、陈都是与杨积怨很深的。如今，杨秀清既然宣布秦、陈帮妖，就把矛盾推向白热化了。杨不动手，秦、陈也必然动手反击。那时节，韦昌辉在江西瑞州连吃败仗，连“黄轿绣伞”也被清军夺去。也正是那时，韦昌辉得到陈承瑢的通报，令即率军潜回京师，并在路上会合从丹阳奉召归来的秦日纲。

就这样，韦、秦、陈三人勾结起来，策划入京诛杨。按照太平天国的纪律，败将归来是不能马上入京的。况且，天京尽是杨秀清的部队守卫，韦昌辉的三个亲军要进入天京，必须有陈承瑢在城里策应才有可能。就这样，韦昌辉率军顺利进入天京，并立即包围东王府，袭杀杨秀清。东王府兵将措手不及，几乎都是束手待毙。由于韦昌辉捏造了一个诛杨的所谓“天王密诏”，他才能顺利得逞而未遭抗拒。

四、京城里血雨腥风

韦昌辉在袭杀杨秀清之后，立刻乘机扩大事态，残杀杨秀清所有的家属和部将。从凌晨到拂晓，几个时辰内，东王府内外已经是尸体累累，血泊遍地。可以看到韦军士兵“府里争先恐后地抢夺，府外穷凶极恶地火并，不管脚下践踏的是男是女，是死是活。惨不忍睹。这都由于韦昌辉曾许下诺言，即攻进东王府可以随意抢劫归己。

否则，太平军纪律严明，攻下清军城池尚不敢随意抢掠，何况在太平天国的东王府，怎能出现如此野蛮的行径呢?韦昌辉在诛杨时宣布他是奉洪秀全密诏诛杨的。当时天京还传说杨秀清要谋篡和逼封万岁，如果不是韦的部队赶到，天王就要被杀了。这些舆论显然出自韦的炮制，但在不明真象的军民中却造成了以假乱真的影响。

经考证，在清方记载和太平天国官书以及将领的记述中，都没有谈到洪秀全的诛杨密诏。另外，韦昌辉诛杨之后，曾经下令在东王府搜查鸦片和烟具、烟灯，力图证明杨是吸食鸦片的。按太平天国律例，吸鸦片当杀头。但证据都没有找到。这件事说明，如果洪秀全确曾下诏诛杨，就没有必要再寻找杨吸毒的证据了。

韦昌辉在袭杀杨秀清之后，看到城中杨的部队还很多，一不做二不休，决心进一步消灭杨党。正在这个时候，天王洪秀全想平息杨秀清部将的激愤情绪，决定当众惩罚韦昌辉、秦日纲，罪名是杀人过多。因为这样一来，洪秀全既不必承担诛杨的责任，实际上又清除了政治上长期对他产生威胁的政敌。

同时他用惩罚韦、秦的办法，也可以向东王部属交代，使他们继续忠于天王。而韦、秦虽然受杖责，也只是说他们杀人过多，照样可以充当天朝重臣。可惜，洪秀全这时已驾驭不了局势。事变是由韦、秦、陈发动的。其中韦、秦在明处，而陈在暗处，甚至当时天京都很少有人怀疑他参与其事。

这样一来，洪秀全惩罚韦、秦的计划，很快被陈承瑢等所利用，实行对东王部属大屠杀的骗局。他们在天王府门前宣示惩罚韦、秦诏令，同时通知东王最精壮的部队几千人来观看韦、秦受刑的情状。东王士兵毫不怀疑天王的诏令，都放下了武器。韦、秦受刑之后，六千多东王部队也被囚禁在几个大房子里。

当天晚上，经韦、秦等周密策划，派兵施用最残酷的手段，枪、炮、炸药包齐发，消灭这批东王部队。最后韦、秦又命人冲进囚室，把剩余的东王士兵统统杀掉。接着又在天京城里穷搜东党，凡是有点牵连的皆难幸免。洪秀全对韦、秦的惩罚，并没有制止住他们对事态的扩大。

诚然，成千上万的东王部众，都是久经锻炼的太平军战士，他们的存在，对韦、秦显然是个威胁。韦昌辉一伙在接受刑罚的同时，却关押了东王主力部队，并把他们缴械。据一位外国传教士记载说，东王府的五六千士兵之所以被缴械而不反抗，是“因为曾有天王的诏谕传知众人，凡是幸存的杨逆余党，一概赦宥不问。”

这里所说的诏谕是传闻或转述的，未必准确。但洪秀全认为既杀了杨，其部属是无辜的，应该“一概赦宥”，这是符合天王的思想逻辑的。然而，惩罚韦、秦的诏令，却成了屠杀杨部属的根据和帮凶。这当中陈承瑢的作用不能低估。天京叛乱发生以后，陈承瑢仍然充当一个秘密角色。

这样他可以继续取得天王的信任，并借其名义来推进韦、秦的叛乱，并继续扩大事态。当韦、秦、陈穷凶极恶的面孔暴露无遗的时刻，洪秀全便只有采取守势，完全丧失控制局面的能力。叛乱局势继续发展，屠杀达二三个月之久，凡是和杨有关系的，男女老幼皆在劫难逃。天王只好听之任之，没有力量制止。这场罪恶的叛乱先后屠杀了几万人，令人发指，实在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五、石达开回京排解

天京城里为争夺权力在进行大屠杀，而京外的太平天国将士在各个战场上和清军进行浴血奋战。但是，天京事变对于每个太平天国将士来说，毕竟是不能不关心的。当时在京外将领中声誉最高的并有资格进行排解的，只有翼王石达开。他在京外不但职位最高，拥有重兵，而且没有参加天京事变的任何行动。

当时，石达开正在武昌督兵，获悉天京变乱之后十分不安，便迅速赶回天京。要进行排解。但是，石达开来到金陵城下，城门却紧闭着。他只好用箭射书要求入城。韦昌辉限令他只身入城。石达开入城之后，直奔天王府，见到洪秀全，得知天京事变的大体经过。石达开十分气愤，就来到北王府，当面谴责韦昌辉不该残杀自己的兄弟。

韦昌辉把石达开看成异己，指责石“忠于杨氏”，并暗召集部下，声称“不去石氏吾患未已。”决心除掉石达开。石达开是一位谋略颇深的将领，他发现韦昌辉已动杀机，便在天京的一些旧部属的帮助下，杀死了守门官，从西门夺城而出。当石达开逃离天京之后，有人报告韦昌辉，韦顿足曰：“我即不欲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我怨不可解矣。”

韦昌辉为人十分残忍，他一不做二不休，遂率兵包围翼王府。洪秀全闻讯，立即派人加以阻止，但已“救之不及”，石达开的母亲和妻子等十余人已成刀下之鬼。以上事实，说明石达开光明磊落，指责韦昌辉滥杀无辜也是合乎情理的。尽管石达开和杨秀清关系一直很好，是一位唯一没有受杨以天父名义责罚过的将领。他对韦昌辉矫诏诛杨自然是不满的。

但如果石达开入城后公开袒护杨秀清，不但于事无补，并且必然要引起更大的冲突。而指责韦杀人过多，则和洪秀全意见是一致的，韦、秦理亏，很难反驳。洪秀全当然知道石达开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对韦昌辉杀石的家属十分不满，并再次指责。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洪、韦的矛盾。

但是在韦昌辉的面目没有彻底暴露时，天京军民普遍受韦矫诏的蒙蔽，以为韦的胡作非为是天王许可的，韦昌辉骄横跋扈有过于杨秀清，而洪秀全尽管处处受到韦的掣肘，也只能忍气吞声。石达开的到来，自然给洪秀全带来一点希望。但是，石达开逃出城去，其家属又被韦所杀，洪秀全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尚须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才能除掉韦昌辉。但在条件没有成熟前，洪秀全对韦只好更加恭顺，更加显得无能为力。

在石达开逃出城之后，韦昌辉等便以洪秀全的名义发了一个捉石的诏令。《金陵杂记》中说“《韦贼张示四乡，有能拿获(石达开)者赏千金，封万户侯，”当然洪秀全也可能知道有这个诏令，他即使不同意，也不会公开反抗的。只有这样才能麻痹韦昌辉。因此，韦后来被诛，石达开并没因这个诏令而忌恨天王。

六、秦日纲率部伐石

石达开逃离天京以后，韦昌辉预感到石可能会聚集力量打回天京。于是一方面在京进行新的屠杀，另一方面派秦日纲率军追击石达开。秦的讨伐军到达西梁山时，得悉天京以外的太平军全体兄弟都表示同情翼王石达开，而且翼王正在芜湖统率一支压倒优势的强大部队。秦看到太平军归心于翼王，便无心再去和石达开军作战，对石善于用兵深有了解，与石在感情上也不那么敌对。

秦日纲在西梁山停止前进之后，经过一番思索，便下令进攻就近的清军，想以此来表明他不与石达开部对敌，而把清军看成是他们的共同敌人。然而，秦日纲参与韦昌辉的叛乱，对太平天国的共同事业造成的极大危害，毕竟是不能原谅的。石达开率军在芜湖，决定兴师靖难，兵锋指向天京，构成对天京的威胁。

就在这时，石达开呈书天王，要求杀掉韦昌辉及其同伙秦日纲、陈承瑢，否则即率兵进攻天京。韦昌辉是否了解石达开的请诛信，现在不得而知。但是，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用天王的名义派出讨伐军，各路太平军就会归附于他。当他知道秦日纲军停止在西梁山，以及石达开兵锋所向时，知道石进攻天京已是时间问题。于是便在城内修筑工事，并把可能被石达开作为进攻阵地的古报恩寺塔炸毁。准备负隅一战，或则采取新的行动，去洪秀全以自代。

七、洪秀全诛韦靖难

韦、秦的部队在天京本来就不多，如今又由秦日纲率领几千人去讨伐石达开，城中兵力大大削弱。加上城内纷纷传闻，说石达开就要来进攻天京。洪秀全看到时机已到，便着手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组织力量。这当中必须有一个很精明的强有力的人在协助天王策划，可惜史无记载。韦昌辉为人奸诈，自然看出洪秀全的动向，或者消息来自陈承瑢。

韦昌辉狗急跳墙，决心先下毒手。这一天，韦以请朝为名，要求见天王，并向洪索取石达开。这纯属是挑衅，不过是找借口，擒杀洪秀全以自代。韦昌辉兵临天王府前，天王府大门紧闭，洪秀全不敢出来见他。韦声言，如不交出石达开，即用火攻。就这样一直相持到薄暮。显然，洪是在拖延时间，等待反击;而韦却是孤注一掷。

在天京，以洪秀全为一方，以韦昌辉为一方，阵线非常分明。天京军民几乎用不着动员，便都自觉地站到天王一边。当黄昏时刻到来，天王府的大门突然大开，在门前竖起翼王大旗，一大群王府的侍女裹发效男装冲杀出来。韦昌辉及其所部不知有诈，误以为石达开果然藏在天王府内。只因韦昌辉弄巧成拙。

韦的部众，一看到天王府里冲出石达开的部队，思想缺乏准备，都惊慌失措。府外军民见翼王部队冲出，便自动起来配合作战。韦部亲兵大部分作鸟兽散了。洪秀全乘韦部溃乱之际，立即以天王名义下令捉拿韦昌辉，号召军民凡“知道此奸隐处者急首告”。这样一来，就连韦的亲军也纷纷倒戈，全城军民同心协力捉拿北奸。

两天后，韦终于被擒，天王立即下令将其肢解，枭首示众。同时下令到西梁山前线捉拿秦日纲，随后将秦日纲、陈承瑢等首要叛乱分子也一概处斩。由于时机成熟，并借用了翼王的军事声威，仅两天。就平息了这场叛乱。《李秀成自述》中也说：“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势逼太重，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

这里说的“各众内外”，应是指天京内外的天朝将士;“合朝同心”则专指天京的文武大臣和将领。这些人当然不可能是自发起来诛韦的，而是有人在组织和号召，中心人物当然是洪秀全。石达开的兴师靖难，虽然没有打进京城，但对京城在心理上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对洪秀全的诛韦决心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洪秀全诛韦过程，可以看出洪对天京事变的基本态度。

他对诛杨没有明显持反对态度，默认了既成事实，但对杀人过多是坚决反对的。他谴责韦滥杀杨的部属，又出面干涉过韦杀石达开家小。可见，洪秀全并不是天京事变的魁首。洪秀全在金田起义的酝酿阶段，赞同了杨秀清代天父下凡，又赞同了萧朝贵代天兄下凡，这些举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促使了太平天国起义的迅速成熟，但却使权力转移到杨身上。

杨总搅大权，如果不是经常以天父名义下凡作威作福，伤害了洪秀全的自尊心，洪是不会同意诛杨的。诛杨之后，洪想就此了结。但是，韦昌辉品质极坏，他们诛杨对天京政权造成的后果，却远比杨的跋扈危害更大。可见，洪对诛杨最多只是默认而已，而诛韦则是他出自内心的意愿和行动。

从天京事变的整个历程，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并没有在路线方针上发生过什么明显的分岐。而是农民领袖的历史局限，在封建主义的侵蚀下，封建专制主义意识膨胀，争权夺利，互相火并。当然，这种内讧，如果仅是在洪、杨之间进行，未必能酿成大端。

不幸的是有了一个阴毒凶险无恶不作的韦昌辉。洪秀全对韦十分憎恨，他死后便废掉他一切爵位，并称之为“叛爷”。而对杨不但保持一切尊号，并将他死的日期定为“东王升天节”。

八、翼王辅政又出走

韦昌辉被杀以后，首义诸王除洪秀全之外，只剩石达开一人。由于石达开不但没有参加天京叛乱，而且回京排解，最后兴师靖难有功。他的威信自然空前提高，成为太平天国军民所仰望的人物。洪秀全当即下诏。这一措施表达了合朝文武的意愿，军民大众无不对石寄予厚望，并大力支持。

但是，问题并没有因为大臣的不满而使洪秀全有所醒悟。相反地，由于洪仁发、洪仁达品质恶劣，他们仗势对石达开步步进逼，特别是看到臣民对石达开的尊敬，对他们的鄙视，更是不能容忍。据清方得到的情报说：“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结交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境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战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

石达开也认为洪氏兄弟对他“疑多将图害”。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决定率师出走，避免再出现一次天京大屠杀。1857年6月2日，石达开率师离京到达安庆，附从者有20万精兵，这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分裂。

从此太平天国局势江河日下。由于领导集团的腐败和争权夺利，给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并终于导致了这场革命的大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