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海禁政策的表现

限制商品出口

清代，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不用说那些饮誉遐途的传统商品，即是“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线，皆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故而只要政府大力支持航海贸易，不但能左右南洋市场，而且必能在国际关系上继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清王朝却采取了背道而驰的政策。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以“江浙等省丝价日昂”，“不无私贩出洋之弊”为由，下令沿海各地严禁丝及丝织品出口，规定“侥有违例出洋，每丝一百斤发边卫充军；不及一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栅号一月，杖一百，为从及船户知情不首告者，各减一等。船只货物尽入宫。其失察之文武各官，照失察米石出洋之例，分别议处”。

同年，又规定，因为“绸缎等物总由丝觔所成，自应一体察禁”。这一愚蠢而苛刻的禁运政策实施五年后，“不特丝价依然昂贵，未见平减，且遇值蚕事收成稍薄，其价较前更昂”，于是被迫“开禁”但仍只许被批准出海之商船，各配搭土丝及二三蚕丝若干，限额出口，“而头蚕湖丝，绸匹等工页，仍严行查禁”，其绸缎纱罗及丝棉等项，照旧禁止气清廷禁止传统的丝绸出海，使“内地贩洋商船亦多停驾不开”，直接打击了民间航海贸易事业的正常发展。

对出海船只的限制

直至15世纪末叶，中国远洋海船尚居世界航业界前茅。但从16世纪开始，在封建专制政权的人为压制下，中国出海船只在技术与质量上就走上了相对落后的道路。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规定不许打造双檐大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禁”时又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虽允许打造双榄船，但又限定“其梁头不得过一丈人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头者，不得过二十四名”。若“其有梁头过限，并多带人数，诡名顶替，以及讯口盘查不实卖行者，罪名处分皆照渔船加一等“。

此外，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还曾规定，严禁“内地商人在外国打造船只气违者严加治罪”。这些清规戒律，使中国木帆船制造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大逆转。而与之同期，西方的造船行业却在本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与先进科技的推动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如西班牙，早在16世纪初就拥有1000艘欧洲标准的商船17世纪中叶以前的荷兰，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造船业跃占世界首位。而此后迅速崛起的英帝国，则更以其一支多得数不清的舰船队，在世界各大洋横冲直撞，锐意扩张。

在船体结构方面，欧洲的“夹板船”，异军突起。这种船“用板两层”，“厚径尺，横木驾隔，必用铁板两旁夹之，船板上复用铜铅板遍铺”，其坚固程度比当时受掣于官方而无法发展的中国木船高出许多。同时在帆装设备方面，欧洲也融合了传统横帆与阿拉伯三角帆的优点，创造出既有强大采风驱动力，又能在各处风向下使用的“克拉维尔”帆，以后又制造出著名的飞箭式多檐大型远洋快速帆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后，随着以钢铁为船壳，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的问世，世界航海业揭开了划时代的新页。

在这种东西方航海力量此消彼长的强烈对比下，尽管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中小型传统术帆船在总数量与总吨位上仍有相当的实力，并与明代相比还有所发展，但是站在整个世界航运界来观察问题，这种“实力”或“发展”已成了“明日黄花”。在19世纪50年代的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帆船的构造与装备，再也不是几个世纪之前那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惊世杰作，而只能是“极为落后”的过时货色了。造船历来是航海的基础，清政府对造船业的种种禁令，无异于对航海业发展的釜底抽薪。

限制出海船只携带武器

清王朝在限制航海工具的同时，还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严禁中国出海商船携带武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又重申：“沿海各省出洋商船，炮械军器概行禁止携带，如地官不严查禁止，致商船仍行私带者，照失察鸟枪例罚俸一年。”雍正六年（1728年），虽有所放宽，但仍规定“鸟枪不得过八杆，腰刀不得过十把，弓箭不得过十副，火药不得过二十斤”。

雍正八年(1730年)又放宽到每船带炮不得过二门，火药不得过三十斤。正当清王朝竟力禁限中国商船携带武器之时，欧洲各国的殖民主义海盗船队却在本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以有组织的暴力向东方水域扑来。那些仅有“轻微的防卫的”中国帆船一旦在海上遇到以“火与剑”武装起来的西方舰船，除了束手待毙，坐遭行劫外，别无选择当因此，正如一位西方海盗船长消烈所供称的，连“一只帆船上的小艇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对它进行抢劫”。

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之所以能接二连三地公然#训令公司总督，“应用武力来加以防止”中国在南洋的航业优势，正在于看透了清政府作茧自缚政策的极端愚昧与腐败。由于中国的“和平”商船队在海洋上迭遭焚劫，清政府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商船出洋携带炮位，原为海面御盗之用。不特各国来广贸易商船，未便禁止，即内地出口商船，概行不准携带炮位，倘通海面匪船行劫，临时不能抵御，岂有束手待毙之理?况在洋行劫者，不独内地匪徒，想各国夷匪亦有纠约为盗，携带炮位出没海洋，为行旅之害。而内地出洋商船无炮位抵御，该商好不保护货物，亦各爱情自命，若拘泥禁止，何以卫商旅而御盗劫?”

接着，嘉庆七年(1802年)宣布允许“出海贸易船只”，“携带炮位”，但仍必须“分别梁头丈尺”以定多寡。清廷这些上谕颁发之期，中国沿海与南洋、东洋水域的制海权早就尽操于西方殖民舰队之手。严禁虽缓，但为时已晚，中国木帆船航业的萧条与挨打再也无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