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最终失败的原因在哪？

明朝末年，乱世纷烟，群雄逐鹿，各地起义军揭竿而起，而李自成率先攻入京城，并自立为王。然而好景不长，李自成被灭，清军入关。那么，李自成最终失败的原因在哪？李自成失败是对政权无规划吗？

在李自成看来，既要彻底打败明朝统治者，又要战胜关外和四川与他争夺天下的满族及张献忠强大的军事力量，由他一个人统一关内，君临天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思想动向，我们从李自成进京后的一系列言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既没有派重兵去山海关外防御满兵，也没有派强大的武装继续讨伐明军。

他把在北京获得的大量金银财宝，用车队川流不息地运回西安去，而不是用于强化农民军，以坚守北京城。他匆匆忙忙地在满汉地主阶级联军压境之际，举行登上皇帝宝座的仪式，然后却立即率兵撤出北京。这些近于奇特的行动，奥秘究竟何在？

李自成的一席话，可谓泄露了天机:“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显然，他根本不打算牢固地立足北京，而是一心回到他的故乡陕西去，在这里裂土称王。这就表明，李自成向崇祯帝提出的和议条款中“西北一带，敕命封王”，是完全符合其思想实际的，至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这—条，也不难理解。

如果大顺政权不在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绞杀下迅速失败，不管李自成是当了封建大一统的君主，还是当了西北王，从刘邦到朱元璋蜕化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表明，李自成肯定要掉转枪口，向农民军开刀吗?

李自成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在挥师北京，兵临城下之际，曾经特派使者杜勋与崇祯皇帝朱由检谈判，企图订立和议。解放后，史学界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著述中，均不提此事。是认为有关历史记载失实，不屑置一词，还是“为尊者讳”，惟恐道及便有所谓朝农民革命领袖脸上抹黑之嫌？不得而知。李文治先生解放前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专著中，却曾经论及，文曰:

十八日。或谓降自成的太监杜勋入城会见崇祯帝，盛称自成兵马强劲，愿归明为朝廷内遏群寇外御强清，但应许以不奉诏不朝觐。帝不能决，杜勋复缒城而去。或云守陵太监申芝秀在昌平降于自成，缒入京城见帝，请帝逊位，崇祯把他叱走。

一望而知，作者对此事的真实性不能断定，遂用“或谓”“或云”的笔法，予以叙述，旨在存疑。那么，李自成与崇祯帝之间，究竟有未通过太监杜勋，举行谈判，试图订立某种城下之盟呢？此事所关非小，应予认真探索。

必须指出，明清之际及尔后的某些史家，囿于正统主义，十分同情崇祯帝，遇大关节处，每予偏袒，以致对此事的记载，抵牾甚多，捉襟见肘。

吴伟业载谓:十八日……贼攻彰义门甚急。监视宣大太监杜勋者先降贼，射书城上呼曰: “我杜勋也。”勋素贵，中官性服属其同类。见勋独身来，不发矢，相向加劳苦。

勋曰:“宣大二十万人皆降，汝等守何益？我入城有所讲，将见上面陈之。”亟缒以入，与诸璫耳语者良久。语不闻。守者前固已解体，既见耳目非是，似若持两端者，遂投兵喧呼欲下，不可止。贼乘之，外城遽陷。上闻变，登万寿山……

这里矛盾重重。首先，吴伟业把杜勋入城，纯粹写成是个人行动，显然是说不通的。试想，杜勋作为昔日崇祯帝的心腹太监、宣大二十万明兵的监军，如果没有获得李自成的特许，肩负重大使命，他这个非同小可的降官，岂敢擅自射书城上，高声通名?

从这不难看出，李自成也并非庸碌莽夫，而是善于心计的。试想一下，一个懂得在攻入京城前，考虑如何去拉拢杜勋，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人。他真的会是一个只知道起义的武将吗？

其次，杜勋既已登城，且与守城太监耳语良久，时值“平台召对何人对，皇上无言恸哭回”之际。形同釜底游魂的合朝文武，又有谁敢阻拦他入宫与崇祯帝对话?但吴氏对此下文缄口不语，顿使此事成了无尾案。至于吴氏把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攻陷外城，写成似乎是杜勋一人在城上瓦解明军的结果，更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

谈迁记此事，较吴伟业稍具体。谓:李自成对彰义门设坐，秦王、晋王左右席地坐，太监杜勋侍其下。呼城上曰: “莫射，我杜勋也，可缒下一人以语。”有一守者曰: “以一人为质，请公上。”勋曰: “我杜勋无所畏，何质为?”提督太监王承恩缒之上，同入见大内，盛称贼势，皇上可自为计。

这就表明，杜勋是进了深宫，见着崇祯帝的。但双方谈了些什么，却只有“盛称贼势，皇上可自为计”十个大字。就杜勋而论，如果他真的只谈了这么一句话，李自成有什么必要特派他冒着风险，入城进宫？又有什么必要对其敌手的总头子崇祯帝关照“可自为计”?

而就崇祯帝而言，退百步言之，就算是杜勋只谈了这句话，他总该有个反映。但反映如何?谈迁却只字不提，使此事仍形同断尾蜻蜓。

计六奇记此事，触及到部分事实真相，但也还是仅露了个头，且将人名搞错。文谓:贼攻平则门，喻时止。遣叛监杜之秩缒城入见当轴，议割西北一带。并犒军银百万两，皆咋舌相视，亦不敢闻于上。

这里，计六奇将杜勋写成杜之秩，谬。清初的明末遗臣杨士聪，当时即已指出，“杜勋坊刻或误为杜之秩”。但是，他毕竟透露了李自成派杜勋去见崇祯帝谈判的内容，即“议割西北一带，并犒军银百万两”；虽然这并非内容的全部，但总算接触到实质性问题。

可是，计六奇在叙述中，仍把崇祯帝排除于此事之外，一口咬定无人“敢闻于上”，也就是说崇祯帝根本不知道有此事，未免愚态可掬。

谷应泰记载此事则另有一格。文曰:李自成对彰义门设坐，晋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监杜勋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勋也，可缒下一人以语”。守者曰: “留一人下为质，请公上。”勋曰: “我杜勋无所畏，何质为?”

提督太监王承恩缒之上，同入见大内，盛称贼势众，皇上可自为计。守陵太监申芝秀自昌平降贼，亦缒上入见。备述贼犯上不道语，请逊位，上怒叱之。诸内臣请留勋，勋曰: “有秦、晋二王为质，不反则二王不免矣!”乃纵之出，仍缒下。

这里，谷应泰不仅把杜勋的事，毫无根据地拉一半到申芝秀的头上，而且讳言李自成提出的和议的具体内容，用“备述贼犯上不道语”数字一笔带过，将满天星斗，化作晓风残月。

但尽管如此，谷应泰毕竟记述了李自成的使者见到了崇祯帝，并当面转达了李自成的谈判主张，在这一点上，总算披露了部分事实真相。至于他笔下的“上怒叱之”，不过是创造故事，美化崇祯，力图粉饰其气节而已。

李自成是农民革命史中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从陕北起义，转战十余年，最终在一六四四年三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但是，可惜他们贪图享乐，对政权毫无规划，终于为满洲人所乘，遭受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