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治竟为明朝衰落埋下隐患

明仁宗与明宣宗时期，将大明的国力推上了顶峰，此时的大明，西北控大漠，西南收云贵，东北至外兴安岭，东南兴工贸，周边属国，连年朝贡，其影响力冠绝东亚，史称——仁宣之治。

但正是这个看似光鲜无比的仁宣之治，为明朝的衰落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重用宦官，为宦官擅权埋下隐患

明朝在建国之初，原本太祖朱元璋为杜绝宦官干政，曾特意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成祖朱棣虽然任用了一部分宦官，但是对宦官还是采取着谨慎的使用原则。但这种情况到了宣宗时期，则开始出现变化。

宣宗继位后，由于重用“三杨”等文臣辅政，促进了明朝内阁制的出现。但是随着内阁制度的出现，明朝文官集团势力得到极大提升，为了更好的平衡各方势力，维护皇权，明宣宗开始大力扶持宦官势力。

为此，明宣宗特意在宫廷内建立专门的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用以培训宦官读书识字，这明显与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的祖制相违背。

由于明宣宗建立了内阁，这变相的增强了文官集团的势力，为保证内阁势力的平衡，维护皇权。那么已经识字读书的宦官们无疑成为了皇帝最亲近也是最为放心的选择。

为此，宣宗特意规定了内阁与宦官为代表的司礼监共同辅政的执政体制，具体运作流程是由内阁对国家相关政务进行奏议，并提出适当的意见，这被称为“票拟”，其后由皇帝进行最终的决策，被称为“批红”。

司礼监原本只作为文件传递整理的工作，但是随着有知识的宦官逐渐增加，宣宗为减轻自己的处理政务压力，逐渐将批红权下放给司礼监，使得明朝相关事务的处理，逐渐形成了“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的内外臣平衡局面，极大的提升了宦官在中央的权力地位，但也为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

除了在中央决策层中开始大量使用宦官以外，宣宗还在出使、专征、监军、分镇、情报等方面沿袭了成祖朱棣委派宦官担任这些重要职务的行为，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期间他在全国十三个布政司都设有镇守中官，严重干预地方军政事务。同时大批宦官被皇帝安排到了苏州等富庶之地进行宫廷采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地的正常经济秩序。

通过这一系列的培养及安排，为明朝皇帝建立了一群只忠于皇帝的宦官团队，这虽然提升了皇权的统治地位。但由于这些宦官只听命于皇帝，且只有皇帝有权裁决，便使得部分掌握权力的宦官，为贪欲所掌控，背靠皇权，擅权乱政，出现了诸如刘瑾、魏忠贤等迫害为祸一时的宦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明末党争的出现，并进而推动了明朝的衰落。

奴儿干都司内迁，放任蒙古与女真势力的壮大

奴儿干都司自明太祖时期就是以奴儿干卫的形式在东北地区，行使着明朝的统治权力。其后由其子成祖朱棣将其升格为奴儿干都司，加强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直接管理，并以此形成对蒙古势力的半包围攻击态势，在政治及军事意义上具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明成祖朱棣死后，仁宗与宣宗开始选择放弃明朝对蒙古势力主动进攻的战略，转而开始进行保守收缩的被动防御政策，这使得在明朝初年对蒙古势力具有极佳战略意义的东北奴儿干都司地区逐渐成为明朝统治者心中的鸡肋。为此最终选择将原本位于黑龙剑流域的奴儿干都司内迁至辽宁开原，给了蒙元残余势力以喘息的机会，为瓦剌统一蒙古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外部有利环境，最终也为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

原本在明朝建立初期，受到朱元璋和朱棣的持续打击，蒙古各部落势力大多撤往漠北，但自宣宗放弃奴儿干都司的同时，也将长城以北地区原有的漠南草原给予了放弃，这使得诸如河套地区及内蒙古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状态。

由于奴儿干都司的内迁，蒙古诸部在东部侧翼的明朝军事压力瞬间变得荡然无存，这使得漠北蒙古诸部开始放心大胆的向南迁移，期间通过兀良哈三卫南迁、北虏入套、左翼蒙古南迁这三个阶段之后，在嘉靖末年最终形成了漠南蒙古各部，进而改变了明朝中后期西北边疆的原有格局。

也正是奴儿干都司的内迁，使得瓦剌逐渐崛起，促使蒙古形成了统一的局面，并得以再次南下袭扰明朝北部边疆。牵扯并消耗了明朝大量的军事实力与人员物资。

放弃直接管理女真各部，使之势力逐渐膨胀。

与此同时，奴儿干都司的内迁，也使得明朝对整个东北地区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最终促使了后金满族势力的崛起。

由于外兴安岭地区在明初，属于奴儿干都司的直接管理之下，女真各部落类似于明朝下属的村落管理，不具有较高的军事自主权力。

但是，在将奴儿干都司内迁至辽宁开原之后。明朝对这一地区的管理由原先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大多被转变为卫所进行委任统治管理。

这就使得原本擅长渔猎的女真各部落，开始向军事化部落转变，就好比原来各女真部落的青壮原本直接被征募打散进入明军中服役，而此后女真各部落直接就可以自成一军，这样就使得各部落军事力量开始膨胀，进而开始发展出部落兼并战争，最终于明末崛起反叛大明，成为拖垮明王朝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放弃交趾，痛失南洋桥头堡与交趾粮仓

交趾即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古称安南，原本在明成祖朱棣年间，安南内部发生叛乱，朱棣顺应安南陈天平王子的请求派军平叛，但在平叛大军到达时，王子被叛军刺杀，朱棣才决定平灭叛军，顺道将安南收归大明。

安南在成为大明一部分之后，被明成祖朱棣设立为交趾布政使司。期间，虽然有过叛乱，但是只要明朝大军出动，基本都能解决。通过二十年的建设，交趾早已归化成为大明的一部分，现在越南现存的中华文化传承，大多为这个时期所产生。

但是，在宣德二年。交趾再次叛乱，其叛乱首领黎利谎称原交趾陈氏王族有后，要求重新恢复交趾独立，宣宗明知对方所述不实，但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依旧选择了放弃交趾，自交趾撤离军民官吏，废除交趾布政使司。使交趾叛军不费一兵一卒便复立交趾国。

而后叛军更是于次年，称交趾陈氏王族后人已死，请封黎利为交趾王，这件事情无疑打脸宣宗，为此宣宗没有批准这场册封，但也没有发动大军夺回交趾。明英宗时期，英宗迫于交趾独立已成定局，最终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

放弃交趾，不仅仅让成祖时期，大明二十年建设交趾的心血付诸东流，同时也使得明朝丧失了进军南洋的桥头堡以及粮食农产品基地。对南洋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降到了低点，其后明朝在南洋中南半岛毗邻交趾国的西南土司相继叛乱丢失，外藩也自此大多不来朝贡。

继失去东北、蒙古之后，再次失去南洋，使得明朝在之后面对小冰河时期所带来的天灾人祸时，失去了足够的转圜空间，并最终在内忧外患之中消亡。

停止下西洋，大洋扩张之路自此断绝

郑和下西洋，本就是明朝初期对外探索发展，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里程碑事件。凭借着明成祖的支持，郑和在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前，就组织起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船只和船员最多、航行时间最长的远洋航行。

可以说，如果明朝的远洋航海行动继续开展下去，必然带动整个明朝的航海事业的发展，并极有可能在半个世纪后，在与西方地理大发现产生接触的过程中，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然而，明成祖朱棣去世以后。宣德五年，宣宗皇帝最后一次命令郑和出师海外。这不仅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也是明朝最后一次西洋远航。自此以后，明朝再也没有组织过一次大规模船队远洋航行活动，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也自此停滞不前。

之后的明朝文官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以重开海禁通西洋耗资靡费、劳民伤财为由，阻止明朝重开海禁，全方位开放对外贸易活动。

期间，更是在成化年间，由车驾郎中刘大夏一把火将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资料付之一炬。而他们所代表的东南沿海地主阶级则大肆开展着对外垄断贸易，攫取着巨额的利润。并不断阻止明朝提高商税，导致明朝仕富而国穷的可笑局面。

结语

看似繁荣的“仁宣之治”，其繁荣的根本原因，不过是放弃了先辈的扩张事业，减少了部分国家开支。

在当时看来或许是节省国家财力的好办法，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却是“虽尽东海犹有边”，为了避免边疆叛乱，而在明朝全盛时期选择放弃边疆的行为，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与放任宦官势力的发展形成党争，断绝对外发现的航海事业一样，为明朝种下了灭亡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