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和华山的关系

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华山脚下生息，华山脚下的横阵、龙窝遗址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清代国学大师，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一代儒宗、朴学大师，学问与革命业绩赫然”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考证认为，中华、华夏之“华”藉以华山而名，在其名作《中华民国解》中论述：“我国民族旧居雍梁二洲之地，东南华阴，东北华阳，就华山以定限，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华之名始广”。

有“中国考古界拓荒者”之称的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1888年—1976年），在其著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论述：“华夏集团发祥于今陕西省的黄土原上，在有史以前已经渐渐地顺着黄河两岸散布于中国的北方及中部的一部分地方。”而徐旭生的观点和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傅斯年不谋而合，“足以证明所得各条并非一人的私见。”

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前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苏秉琦（1909年10月4日—1997年6月30日），晚年撰写的考古学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世纪之作”，其中论述：中华民族正是以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的玫瑰花作为自己的民族图腾而得名。

苏秉琦在《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说：“源于陕西关中西部的仰韶文化，约当距今六千年前分化出一个支系（宝鸡北首岭上层为代表），在华山脚下形成以成熟型的双唇小口尖底瓶与玫瑰花枝图案彩陶组合为基本特征的‘庙底沟类型’，这是中华远古文化中以较发达的原始农业为基础的、最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火花’（花朵），其影响面最广、最为深远，大致波及中国远古时代所谓‘中国’全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了当时中华历史的全过程”。

以“玫瑰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同起源于燕山北侧大凌河流域以“龙”为徽的北方红山文化，在桑干河上游交错相会，相互撞击、聚变，迸发出新的文明火花，“华山玫瑰燕山龙”的相遇，拉开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帷幕，这正是以华为名、以龙为徽的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前身。

这一考证正好印证了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的一个观点——“中华”、“华夏”皆藉华山而得名。苏秉琦的观点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仁湘研究员[37]，华中师范大学的陈建宪教授[38]，多年来致力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研究的中央民族大学陈连开教授等学者的认可和继承，陈连开还引述王震中、任式楠、孟华平等人的论述做了进一步探讨和延伸。

2007年06月18日，金庸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做题为《中国历史大事》的演讲，演讲前特别声明：“我讲的并不是我独创的学问，而是苏秉琦教授的观点。”而金庸阐述演讲的观点，即“中华文化不是在黄河一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当时最主要的文明在华山脚下。因为以玫瑰花为图腾所以我们称之为华夏民族，就来自于这个‘华’字。”

华山地处黄河中游，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与黄河一起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先祖以华山位居中国版图的最中间而称华山为“中华山”，华山周围聚集的部族为“中华山集居群落”，进而演化为“中华”和“中华民族”。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考证：“中华”、“华夏”藉华山而得名。又说：“我国民族旧居雍梁二州之地，东南华阴，东北华阳，就华山以定限，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华之名始广。”当代知名人士也为华山题词：“华夏之根”、“父山”。华山孕育了中华民族，缔造了中华文明。华夏之根在华山，民族之源在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