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兴起的原因
碑学,是研究考订碑刻源流、时代、体制、拓本真伪和文字内容等的学问,也指崇尚碑刻的书法流派,与“帖学”相对。碑学有“专指北碑”“北碑加篆隶”“北碑加上唐碑”等三种基本含义。碑学始于宋代,兴盛于清代中叶以后。
基本概念
碑学,指研究考证碑刻源流、时代,鉴别碑刻拓本的种类、年代、真伪和考证识别刻石中古文字结体的一门学问,也是指崇尚碑刻书艺的书法流派。清代阮元倡导南北书派论,把妍美潇洒的古代墨迹归为南派“帖学”,把古拙、朴厚、粗犷的碑刻纳入北派“碑学”范畴。
在有代表性的书史著作中使用的“碑学”概念,大约可归纳为三种情形:
一、专指北碑。张宗祥《书学源流论》说:“自慎伯之后,碑学日昌,能成名者,赵之谦、张裕钊、李文田三人而已。”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篇说:“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其提出尊碑的五种理由,也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二、北碑加篆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体变》篇说“今学(即碑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包括篆书。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把篆、隶分别单列,但在“碑学”一节加上副题后专门说明“通常谈碑学,是包括秦篆汉隶在内的”。许多著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碑学”概念的。
三、北碑加唐碑,不包括篆隶。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颜字”一节里,说“就碑帖二字本义说,那末《家庙碑》、《麻姑仙坛记》等等是碑,《裴将军》、《争座位》等等是帖”,“本篇三、四两章所列的碑学、帖学,又是狭义的”,然则如果是广义的,则唐碑也就可以包括了。有的著作就把唐碑纳入其中,而把篆、隶摒于其外,如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十二综述中说:“嘉道以还,帖学始盛极而衰,碑学乃得以乘之。……嘉道之交,可谓之唐碑期。……咸同之际,可谓之北碑期。……碑学不囿于唐、魏,而能远仿秦篆,次宗汉分,斯则所谓豪杰之士,固将移俗而不移于俗者。”
发展历史
碑学始于宋代,清中叶以后,帖学衰微,金石大盛而碑派书法兴起。清嘉庆(1736—1795)、道光(1821—1850)以前,书法崇尚法帖,自阮元倡为南北书派论,包世臣继起提倡北碑,因之崇碑之风一时大盛。世并以碑学为北派,帖学为南派。碑学是借帖学的衰微之机而乘势发展起来的。由于人们从思想上厌恶已衰退了的走向靡弱和薄俗的帖学,而从物质上又有了逐渐出土的大批碑志造像等可供文人书家们研究、借鉴和学习的实物和各种学习材料,碑学的兴起就是很自然的了。经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源,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助其澜,始成巨流。
至清末民初,碑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像吴昌硕、康有为、赵之谦、张裕钊、沈曾植、李瑞清等大批碑学家。理论上从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为,把碑学亦推向了顶峰,甚至说达到了以谈碑学碑为荣,以谈贴学帖为不屑一顾的地步。在书法诸体中,草书与碑学风貌距离最远,最具实践难度,其实践价值也最高,故引碑入草应为碑帖结合的高级形态。李志敏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深刻洞悉这一发展趋向,在汲取前辈书家碑帖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明确提出“引碑入草”的命题,并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
主要特点
从书法审美上讲,碑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质朴之美、刚健之美、雄强豪放之美。如果说帖派书法属于“优美”风格的话,碑派书法则属于一种“壮美”的风格。梁启超在其《饮冰室文集》中写道:“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长也。《龙门二十品》、《爨龙颜碑》、《吊比干文》等为其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为其代表。”
书法史上所称的“碑”,也称“刻石”或“碑版”,是指镌刻文字的石块,包括庙碑、墓碑、墓志、造像记、摩崖石刻等,碑文书法一般都是先书后刻的,因此,它是经过了写手和刻手两道工序的二次性创作作品。这样,写手与刻手的优劣都将直接影响到碑版书法的精工与否。写手与刻手都精,自然是最好的,应是书法学习者优先学习和取法的范本;写手与刻手俱劣,则为最糟,初学书法者极不宜取法于此。
代表人物
郑燮、金农、吴昌硕、邓石如、阮元、包世臣、赵之谦、张裕钊、沈曾植、李瑞清、孙诒经、李文田、陶濬宣、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孙伯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