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神精神的本质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世界文化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

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第一“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与官司人、商人、匠人、农人相比，文人似乎和酒更有缘分。一是文人多嗜酒。酒能激发灵感，活跃形象思维；酒后吟诗作文，每有佳句华章。饮酒本身，也往往成为创作素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页页都散发出酒香。李白和杜甫，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都终生嗜酒。

李白自称“酒仙”，杜甫因有一句“性豪业嗜酒”，被郭沫若先生谥之为“酒豪”。“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俯拾皆是。

郭老还煞费苦心地统计出，在他们现存的诗作中，言及酒的，李占17%，杜占21%。这就使我们想到，假设没有酒，李杜的诗歌一定会少了许多韵味，我们21世纪读到的《李太白集》、《杜工部集》，也一定会薄了许多。

二是文人饮酒特别讲究那个饮的过程，特别讲究饮酒过程中的那套繁文缛节。于是，便要制定颇为严刻的觞政，便要舞弄花样百出的酒令。那酒令，可不是好玩的，是对人的聪明才情、知识水平、文学修养和应变能力的严峻考验；没有满腹诗书和机敏睿智，是要临场出丑的。文人们硬是把这一套玩出美妙的极至，硬是把经史百家、诗文词曲、歌谣谚语、典故对联等等文化内容，都有出神入化地囊括到酒令中去了。

于是，酒宴始终，便充溢着浓浓的而又绵绵的书卷气和文化味。觥筹交错中，不仅享受了酒的醇美，也享受了文化的馨香。古代文人宴饮时的逸雅情趣，我们是不能亲眼见识了，只能从《红楼梦》、《镜花缘》等小说和记载酒令的书籍中窥知若干。由于文人的参与，饮酒才饮出了档次，饮出了境界，饮出了无限风光。酒文化中的精彩部分，实在是文人创造的。“五四”以后的现代文人，也常相聚宴饮，连鲁迅先生也多次参加，《鲁迅日记》中常有记载。他那首诗《自嘲》（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成为名联），就是在郁达夫做东的宴席上做成的。

郁达夫更嗜酒，曾有“大醉三千日，微醺又十年”之句；酒中醉中，他乘兴做出许多好诗文。新文人雅集，樽俎之间仍然充满文化味，谈诗话文，即席吟咏，仍是一大主题。丰子恺就曾写道：“世间最好是酒肴，莫如诗句。”五四运动，狂飙突起，涤荡了旧世界，但千古传下的酒文化仍然一脉相承。创造新文化的新文人，一端起酒杯，仍似他们的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