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学》的背景及写作目的

《仁学》书名，谭嗣同著。共二卷，五万多字。撰写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至1897年之间。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将其中一部分发表于1899年的《清议报》上，后来正式刊印成书。

创作背景

《仁学》是谭嗣同三十二岁到三十三岁在南京候补知府时著作的，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上一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战争，清朝的海陆军溃败，屈辱求和，割台湾，赔偿军费银二百兆两，他悲愤到极点。因称次年所著《仁学》为“台湾人所著书”。1896年夏天，他听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强学会，就到北京去，没有看到康有为，认识了梁启超。梁向他介绍了康的大同学说。他在南京又曾向杨文会学佛学，又广泛地阅读了有关西学的著作。

因此，《仁学》里融贯儒释耶三教，通贯中外古今为闻见博杂之学。这年，强学会被解散，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他在南京著作《仁学》，经常到上海去和梁商讨。梁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在维新派著作中，《仁学》是最激进的。

写作目的

救国图存

透过五光十色的闻见博杂之学，可以看到著作《仁学》的用心，是有鉴于中日战争后国家民族陷于危亡的境地，想找出一条挽救国家民族陷入危亡的道路来。因为他学的是融贯儒释耶和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以及王夫之黄宗羲兼及算学理化等书，所以只有从这些书中去吸取材料。他把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和耶稣教佛教的教义结合起来，再同当时科学家的以太说混合，来宣扬他的仁学。但从他自身深受封建伦常的苦难，以及从旧垒中来，对于封建统治的顽固黑暗腐朽感触极深，从而认识到要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一定要反对清朝顽固黑暗腐朽的封建统治，冲破封建伦常的束缚，打破民族压迫。

就全书的章节看，《自序》里提到任侠和格致，要实行维新，就要同顽固派斗争，所以提倡任侠，含有排除顽固派的干扰进行暗杀的含意。提出冲决网罗，提倡格致，用科学来代替俗学，更要打破封建伦常的束缚，打破民族压迫，打破封建专制主义。要用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来代替封建伦常，要用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封建专制主义。不过他受了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影响，受了杨文会佛学的影响，在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中间，夹杂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要什么冲决全球群学、冲决天之网罗等，《仁学》的主要成就不在这里。

再看《界说》二十七条，讲“通”有四种，就是要打破各种隔阂，实际上是宣扬博爱。通的目的在于打破不平等，宣扬平等。提出损体魄益灵魂，这是康有为《大同书》里的胡说，他采用来宣扬自由。

内容解析

《仁学》上卷，先是宣扬仁以通为第一义，破人我界，破名教，是宣扬平等。其次讲仁的不生不灭，破生死界，破对待，破亲疏分别，提倡兼爱，是宣扬博爱。其三是宣扬维新，强调革新，崇奢黜俭，要求动反对静，宣扬资产阶级的观点。其四部分反对封建伦常，要破除封建等级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民主。

《仁学》下卷先是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其次批三纲的罪恶，宣扬科学民主，这两部分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其三是提出以心力挽劫运，是唯心的空想，但这里要求破除我执，打破人我的界限，具有平等思想。其四讲进入大同，是唯心的，但含有人人得自由的思想。

在五光十色的闻见博杂之学掩盖下面，《仁学》的内容，就是用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来冲决封建专制主义，冲决民族压迫，冲决封建伦理的三纲五常，用科学来反对追求利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俗学，替早期《新青年》提出的科学和民主开了先声。由于他对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顽固腐朽有深刻的认识，对封建伦常的毒害有深切的感受，所以在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抨击封建伦理方面，极为深刻，比早期《新青年》上的批孔深刻得多。

当时，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缺点已经暴露，维新派也看到了一些，这在《大同书》里有反映。因此，他们在用资产阶级思想来反对封建思想时就想到要避免这些缺点。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种种缺点并没有真正认识，所以只能用空想社会主义的大同说来幻想一个大同世界，最便于驰骋这种幻想的是宗教，所以《大同书》和《仁学》里都宣扬了佛教的幻想。我们可以透过这种幻想来看到他们追求博爱、平等、自由的真实思想。虽然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是虚假的，但是他用博爱、平等、自由来冲决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常，在激烈的反封建专制主义这点上，有它的进步性，这是《仁学》的主要成就。

谭嗣同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

他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他的哲学为“仁学”。

“仁”是万物之源，它“以通为第一义”。而“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以太”构成万物的本质，充满宇宙之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切现象，都是从“以太”派生出来，并成为“以太”的一部分。认为“以太”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

他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从而猛烈抨击三纲五常“钳制天下”，杀人“灵魂“，惨祸烈毒达于极点，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

指斥二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一切罪恶的渊薮。宣传“君末民本”的民权说，认为“君”不过是“民”根据需要所共举，“君”如不能为“民”办事，亦可共废，否定了“君权神授”。

书中表同情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痛恨曾国藩及湘军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