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服饰穿着的风气变化

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衣着形式丰富多彩，在宋代不但许多衣装可以在市上买到，就是“纽扣”一类的小物件也成了商品，这类记载在《梦华录》，《小经纪》《梦梁录》等里有很多。

南宋史绳祖撰文说：“与三代相较，衣裳冠履乖甚”，出现了很多不合古制的情况，如不再恪守戴巾非礼的规定，着靴比着履多等，还出现了一些前朝胡人政权的奇装怪服。

宋代服饰上有两个变化，一是等级严格的古代服制已不再被恪守;二是服饰深受少数民族的影响。

宋代朝廷对于服饰上不断出现“服妖”的指责，如庆元间有人弹劾朱熹“以深衣冠履而为怪服，妖服”，说明宋代服饰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服饰等级从宋初就未被严格遵行，虽然朝廷不断明文规定民间不得穿着逾制，但实际上屡禁不止。

如太平兴国七年有诏说：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景佑三年，有民间冠服等犯制之禁。至和二年，因为“士庶浸相效”宫中衣色，又下令禁天下衣黑服紫。

张耒在《衣冠篇》中也说，当时胥徒的冠服与知州，县令相差无几，公卿大夫与武官，技术官的衣冠没有太大的区别。“衣冠之制，上下混一”成为趋势，而这种趋势到了南宋更加明显，孝宗时，李椿曾上奏说：自军兴以来，士大夫服紫衫以便戎事，不为过也，而四方皂吏士庶服之，不复有上下之别，且一衫之费，贫者亦难办，甲服而乙不服，人情所耻，故虽欲从俭，不可得也。

宋朝时民风昔日穿着不敢越级，近年来却大为改变，有农民，商户穿起了道服，背子，紫衫，民妇也开始用起了原先命妇才能用的霞帔。这种风气甚至蔓延到了朝廷仪仗侍卫。

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服饰的审美性也越来越被重视，特别是宋代，因为隋唐以来的贵族政治体制的崩溃，平民生活大为活跃，服饰变化的内在动力也在增长，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其身份等级的权威，又不断对此加以限制，所以官民之间对服饰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在两宋三百年间，连绵不断。

宋代城市居民对服饰限制的抗争，首先表现在对颜色的争夺。

宋太宗下诏禁止庶民服紫，结果是“冒法者，众”，这种限制激起的是民众的叛逆情绪，结果是越加限制，就越想得到它，以至于太宗赵光义不得不做出让步，废止了前面的禁令。

仁宗时，南方染工献上一种黑色染料，皇帝赏给亲贵们使用，结果民间又开始渐渐仿效，以至于有妇女敢将它染色于衬衣，朝廷又加禁断，结果到了南宋时还是解禁了，紫色为上下贵贱所共享。以至于后来士大夫们又穿厌了彩色衣服，老老少少又疯疯癫癫穿起白色凉衫来，集会时一片惨白。

遣求服饰新奇的叧一种倾向，就是大胆吸收外域服饰的元素。“茶褐，墨绿，诸品间色，皆胡服”，北宋庆历年间，东京城里，包括士大夫和百姓，有人仿效胡人服装，裹番弗式头巾，穿青绿色的衣服，用了番邦式的鞍辔，妇女也学穿番邦铜绿色，兔褐色的服装，把仁宗气得大发雷霆，下令开封府在一个月内禁止这种叛逆行为。

可是到了北宋末年，东京城里又刮起一股穿胡装的风，市井中有人戴番氏毡笠，穿番式战袍，系番式腰带，宣和元年下诏令说：“先王之法坏，胡乱中华，遂服胡服，习尚既久，人不知耻”，“习尚既久”，可知并非一时之时髦。

民间服装奢侈之风大兴，一些没有权势的平民，包括有钱的和钱不多的，也在狂热地追逐这种时尚，花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花十万钱买一件首饰，花千万钱买一件衣服，这已不是个别现象，较为普遍的讲究，是用黄金珠玉作饰，于是金箔线，贴金，销金，泥金等方法出现了，企图把头饰，妆容等打扮得富丽堂皇。“近者士庶颇习侈靡，衣服器玩，多熔金为饰”。

政府对此屡下禁令而无济于事，其实，只要商品经济在发展，只要社会不再倒退回极度贫困的岁月，服饰和头饰追求富丽纷华的倾向就会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