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发》的作品思想是什么
《七发》是一种带娱乐游戏性质的文体,人们创作它阅读它主要是为了获得审美愉悦。但是,一篇作品总是分为两个层面,即艺术层面和意义层面,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分割,艺术层面总要附着在一定的意义层面上。
虽然在“七体”以及连珠等其他游艺味道很浓的文体中,意义层面已经严重淡化,但毕竟不会完全消失,作者的思想还是会在字里行间显露出来。在《七发》中枚乘思想中的某些方面还是有所表现的。文章结尾的“要言妙道”,作者没有明确说出它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结合西汉初的时代背景作一些推论。
自荐与荐贤
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逐渐稳定下来,曾经在诸侯争霸的时代里倍受瞩目的士阶层也随之失去了显赫的地位,在日益完备的政权机器面前,他们成为游离者。他们要么安定到统一政权机构的某一位置上,但也就丧失了独立人格而成为官僚机构中的一个部件,许多士人对此并不甘心。汉初拥有相当势力的诸侯王在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的选择余地。因为诸侯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独立政权性质,尤其是吴王濞和梁孝王那样实力雄厚者更是有独立王国的气象,而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又对士人们作出礼遇的姿态。他们给士人提供的不仅是安逸的生活,更有参与政治的机会。
因此枚乘等一批士人纷纷被吸引,甚至放弃在汉廷已有的官职来追随他们。但是处于日渐扩张的大一统的王权之下,诸侯王国呈现出式微的总体趋势,士人的政治功能也大大的萎缩了,他们更多的作用还是陪侍诸侯王进行文娱活动。然而单纯的文学侍从与他们在战国汉初的最初身份———策士相差甚远,地位的下降显而易见,故可他们无法满足的。并且不同档次的宾客,待遇也有等级差别。怎样使诸侯王更加敬重自己就成为宾客们的首要问题。
枚乘“久为大国上宾”,必然有突出之处,今人多认为是因为他的文才,但这只是一方面,东方朔也是博览广通,可是汉武帝一直倡优蓄之。而武帝即位之后,却以安车蒲轮征召退隐多年的枚乘,甚至得到他的儿子枚皋也大喜,枚乘究竟有什么使得他们如此看重?实际上,枚乘一直致力的,是树立他的“为王者师”的形象。从他对吴王的劝谏中可知,枚乘绝不是只会舞文弄墨的清客,他有政治思考和卓识。
吴王败后,“乘由是(谏吴王)知名”,人们称赞他的是什么?当然不是《谏吴王书》的文采,而是枚乘在面对复杂的政治风云中表现出的敏锐的观察力。因此,即使是在游艺性的文章中,枚乘也不仅要表现他的文学才华,而是有意无意的表现出了“师的姿态”,运用起问答引导的方式,对“楚太子”进行引导。实际上,“方术之士有资略者”,就是指枚乘自己以及和他声气相投的士人们。
枚乘是在为自己以及同样身份的士人们争取更理想的地位。这种对于掌权者录用贤才的“提醒”,在后世“七体”中得到了延续,以致在“七体”的流变过程中,“问病”的主题被“仕隐”之辩取代,形成了“七”系列的主题规定:对仕隐问题的讨论。傅毅作《七激》的直接原因就是傅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后汉书·文苑传》)。
而曹植《七启》又是为曹操广罗人才制造舆论支持的。故可认为《七发》有自荐和荐贤的写作动机,而“要言妙道”则是杂糅各家思想的西汉前期文士们的哲学观的体现。那么这种哲学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这涉及到《七发》中枚乘的第二个思想倾向。
黄老思想的宣扬
西汉前期,朝廷上下皆推崇黄老思想。而黄老思想主张摒弃声色感官享乐,讲究清心寡欲,守性养真,修身进而治国。如果以此为突破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枚乘指陈了那么多的名物,其中也有些是对人心身有益的,如田猎,观涛,可是最后还是都被否定了。因为那些毕竟是世俗中的享乐,而抽象的“要言妙道”才是超越性的精神升华。
枚乘的思想情况没有确切资料可查,但是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明他具有道家思想:一.枚乘之文有多处与《老子》暗合。如《谏吴王书》中“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讲论祸福之基与《老子》中“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理方式、喻体都是一致的。
再者,《老子》又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恰好和《七发》所否定的事物明显对应。无疑,《七发》受到了《老子》的启示。另外,《七发》极其简练的结尾与它前几部分的铺排形成的鲜明对比一向使人迷惑,但是笔者认为可以从枚乘对《老子》的吸收中寻找解答。
《老子》认为“道常无名”,“大辩若讷”,所以道是什么,没必要说。而“常德乃足,复归于朴”,道又是极其简朴无形的,《七发》前几段的铺排夸张恰好是为最后的“道”的出现蓄势,繁杂的声色之后,突现恬淡虚静的论道,文章就此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无限余思。只是枚乘没有对他的“道”作任何明确阐发,资料又有限,后人难以会意,无法达到作者预定的阅读效果,自然不能明了枚乘如此安排的用心,所以产生了很多猜测之辞。二.汉初黄老思想的有力推动者为窦太后。“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
梁孝王是其爱子,又寄希望于她的帮助得到皇位,必然会附和她的信仰;而在自己的属臣圈子里,也提倡这种思想。作为梁孝王的文学属臣,枚乘的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黄老思想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以上两点可以证明,枚乘所言的“要言妙道”很可能就是黄老思想的体现。而《七发》的写作否定世俗的享乐,凸现黄老思想,这与西汉当时的哲学主流是相合的。而这种清虚的哲学色彩被后世的“七体”作家沿袭,张衡《七辨》、王粲《七释》都有很强的思辨意味,形成“七体”系列一以贯之的谈玄色彩。这些都导源于《七发》的所具有的哲理性。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七发》的主题并不具有传统所附会的政治功利意图,它是一篇带有游戏意味的骋辞之作,枚乘创作的着眼点在于艺术的创新,即将已渐趋成熟的咏物小赋整合为有机的大赋,从而由对一事一物的反映升华到对宇宙事物系统性的审美观照,完成了美感层面的超越。另外,作品的意义层面,《七发》中表现了枚乘自荐和荐贤的心理,以及黄老的思想倾向,带有哲理意味。这些在后世都得到继承和发扬,不少作家沿其流而扬其波。使"七体"成为独具异彩的一种文学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