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注》的历史价值

《三国志注》南北朝时裴松之撰，他一反传统做法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国志注》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

南北朝时裴松之撰，他一反传统做法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裴松之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三国志注》（以下简称“裴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千五百余年来，学界从不同角度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进行了研究和批评，近20年来，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人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第一个对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整体评价的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年）七月《三国志》注成奏上，宋文帝叹为“不朽”。

从唐代开始，学者们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刘知几认为，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史通·补注》）。

陈振孙认为，裴注“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三国志”条）。

叶适甚至认为，“（裴）注之所载，皆（陈）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卷191“经籍考三国志”条引）。

元代郝经从蜀非正统的角度否定了裴注，认为裴松之“绩力虽勤，而亦不能更正统体”（《续后汉书自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献之功，批评了裴注体例不纯：“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

针对这些责难，钱大昭则认为：“世期引据博洽，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别成畦町。”（《三国志辨疑·自序》）钱大昕也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三国志辨疑·序》）

李慈铭则高度肯定了裴注的体例，认为“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

侯康则充分肯定了裴注的史料价值：“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三国志补注续》）

1949年以后，学者们进一步肯定裴注的史学价值。缪钺认为，“裴注搜采广博，多存异书，考证辨析，也相当精确”（《陈寿与〈三国志〉》，《历史教学》1962年第1期）。

杨翼骧总结了裴松之对中国史学的三大贡献：一，开创了史注新法；二，开创了史料比较法并发展了史料考证学；三，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裴松之与范晔》，载1962年7月14日《光明日报》）。

此后，裴松之与裴注的研究几乎停顿了20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裴松之与裴注的研究全方位展开。据统计，1983至2002年发表论文计30余篇，出版专著《裴松之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