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三教并行的原因

唐代是一个宗教盛行、多元并包的社会，佛教、道教及各种外来宗教都获得巨大发展，相互之间也在影响、交融。

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玄奘西天取经，却又出现了会昌灭佛；道教取得了类似于国教的地位，却始终不及佛教深入人心。在相互竞争又相互渗透的各种宗教之上，则是笼罩一切的皇权。武则天利用佛教的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的论证，而玄宗、武宗、宣宗则都接受了道教大师的授箓。至于那些居于儒家价值观高地的士大夫们，则一方面力图在公共领域对宗教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却在私人生活中与僧、道人士过从甚密。

儒释道辩难。武德七年（624年）二月的一个清晨，唐都长安的国学里，一场隆重的释奠礼仪正在举行，唐高祖李渊亲自出席，陪同高祖前来听讲的，还有秦王李世民与满朝文武，气氛显得庄严肃穆。

释奠本来是国家祭祀先圣孔子的大典，但这次仪式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参加讲论的，不仅有一代大儒，还有来自佛教、道教的代表性人物。代表儒家出场的，是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代表佛教出场的，是长安圣光寺沙门慧乘（亦作惠乘）、普光寺沙门道岳；道教方面，则由清虚观道士刘进喜、李仲卿出马。

这几位均为一时名流，为朝野夙所钦重者。比如，陆德明是著名的《经典释文》的作者，道岳则曾是玄奘西行求法之前的授业恩师。

由于唐高祖以老子后裔自居，以道教为本宗，故辩论中的席次以道士居首，儒家居中，而以沙门殿后。刘进喜、徐文远、慧乘三人相继升座讲经，之后相互辩难，气氛极为热烈。不过，这次讲论本因儒家释奠礼仪而起，而代表儒家出的徐文远、陆德明皆一代儒宗，尤其是陆德明不仅学问渊博，且极富词辩，善说名理，对于三教经义，均能遍析其要，故特别受到高祖的赞赏。

在这次释奠之前发布的诏书中，高祖定下了“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的原则与基调，这也是后来三教关系发展的主旋律。

三教讲论的目的，是使其相互观摩，商量意旨，而参与各方为了攻击对方，树立本教威望，莫不广引对方经典以资辩驳，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三教之间的相互了解，许多人开始兼明三教，否则无从在论战中取胜。

唐代佛教的中国化。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定型时期，除了天台宗创立于隋代之外，其他如唯识宗、三论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中国化佛教宗派，都是在唐代真正定型的。

禅宗作为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它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佛教本有其弘扬教义的经典、仪式、戒律和礼拜的对象，但慧能以后的中国禅宗把这一切都抛弃了，既不要念经，也不要举行仪式，更不要崇拜偶像，而认为要成佛达到涅槃境界，只能靠自己一心的觉悟，这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思想。

道教的极盛。与印度来的佛教相比，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朝廷更多的支持。这首先是因为，在大唐开国的过程中，不断有道教徒附会李氏为老子后裔的神话，以强调李唐建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对于李唐皇室而言，这的确是一种方便的宣传策略，以天命所归的神话，来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对于道教而言，则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与此同时，道教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六朝时期的“靖”“治”等团体被宫观体系取代，道士本身也开始从在家向出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唐王朝在对道教给予极大支持的同时，对道团组织的控制也日渐增强。

与佛教更多介入民众个人信仰生活不同，唐代道教却力图影响国家的礼仪制度。在唐玄宗时期，这种努力到达了顶峰。

不过，唐玄宗虽然是位狂热崇道的皇帝，但作为一位掌握帝国命运的统治者，他还是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面对当时各种宗教与意识形态，他还是采取了平衡的手段。

唐玄宗遍注三教。《孝经》《金刚经》《道德经》，这三部经典篇幅都不大，但对于儒、释、道三教而言，却都是根本性的经典。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这说明，他的宗教政策是尊儒、崇道、不抑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三教齐一的政策。

在唐玄宗三教齐一的政策下，开元、天宝时期的三教讲论更多呈现出一种调和、融合的意味。例如，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八月初五，是纪念唐玄宗生日的千秋节，为此特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这次讲论中，玄宗明确提出了“会三归一”的主张，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也提出了“万殊一贯，三教同归”的说法，恰好是玄宗“会三归一”的注脚。这种看法，也是与玄宗遍注三教的做法是一致的。

唐玄宗时青城山道士刘知古的家庭。他的兄长学儒家经典，弟弟则奉佛，出家于武担山静乱寺，法号履彻。据当时宰相张说的记载，刘知古曾在成都太清观的静思院画了老子、孔子与释迦牟尼，张说评论说：“三圣同在此堂，焕乎有意哉！达观之一致也。”

在唐代，同一家庭内部的不同成员可以分别信奉佛、道，这既是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反映，也是唐宋之际三教合一的基础。

在唐代社会，各种宗教多元并存，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其他宗教如景教（基督教的一支）、摩尼教和祆教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传播。在相互辩论与竞争中，也相互了解与融合。从宫廷到乡村，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到村舍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对于民众而言，多种宗教的存在，慰藉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当强调内在超越的禅宗在唐代“一花五叶”，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并深刻影响宋明理学的思想；当玄宗以九五之尊，遍注《孝经》《老子》与《金刚经》，并提出“会三归一”的宗旨时，唐代宗教就已经使得中国的社会思想从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