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路之永昌道简介

永昌道，系因途经古永昌郡地而得名，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西部前往缅甸、印度的必由之路。永昌古道的形成，最早打通了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各国之间的陆路联系，为促进古代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我国西南边地的开发建设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简介

保山曾拥有一个在史籍中闪耀了一千八百多年的古韵深深的美名——永昌，而永昌是和一条古韵深深的古道连在一起的：因为古道也被东来西往的一代代过客称为“永昌道”，是我国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最古老的道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命名为“蜀身毒道”，现代一些学者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从今大理至腾冲到缅甸的道路，东汉以后称永昌道。

永昌古道是中国古道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之咽喉重要部分。永昌路东段因途经永平博南山，又称博南古道；其西段路经滇越(今腾冲)，故又称滇越道。永昌道起于澜沧江上的兰津古渡，以霁虹桥与博南古道相接，从保山往西通往腾冲，横隔着奔流湍急的怒江及穹然高耸的高黎贡山。

相关历史

保山在古代称为哀牢夷，以相对发达的农耕文明著称于世，尤其是以农业生产为依托的纺织技术水平很高。诸多典籍并载永昌“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秀”，所产“桐华布”质地“柔如丝”且“洁白不受垢污”；“兰干细布”(苎麻精纺织物)“文如绫锦”，均为当时的出口名牌产品。《史记》所载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的“蜀布”，据史家考证即为古代四川所产丝绸及哀牢地所产“桐华布”、“兰干细布”的统称。

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蜀地商贾便赶着马帮，循着云水迢迢的崎岖山道“度博南，越兰津”，与哀牢及缅印商人从事“边境贸易”；这样，中土的纺织品与缅甸、印度的黄金、“光珠”(宝石)等商品就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结成了相对稳定的“进出口”关系。

而随着商品贸易的日趋繁盛以及由此奠定的国际通商城市这一历史地位的日趋突出，外籍商人还由“行商”变为“坐商”——《华阳国志》载永昌有骠国人和印度人，他们都是来此经商的外国侨民，作为永昌人口构成中的“少数民族”成分，有的可能还入了永昌“郡籍”。

从西汉武帝至东汉初，中央王朝一直在全力打通和控制永昌道。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在打通西去身毒(今印度)的道路时，曾被滇西的"昆明"人、"宿"人狙挠，末取得成果。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又遣郭昌击昆明人，无功而还。至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汉已在洱海以西设不韦(今施甸)、巂唐(今保山)、邪龙(今巍山、漾濞)等县，初步打通了博南山道。

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部族内附，汉于其地设哀牢铃腾冲、龙陵、德宏州)、博南(今永平)2县，加上云南(今祥云、弥渡)、邪龙、叶榆(今洱源、剑川、鹤庆)、比苏(今云龙、兰坪)、巂唐、不韦，设永昌郡，全面打通了永昌道。当时有民歌说:"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永昌郡成为蜀身毒道的要冲。

唐宋时期，云南先后兴起了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民族政权，但传统的对外经济交流并未停顿，而且还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永昌(保山)仍然是千里古道上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城市，云南及中原地区通过永昌古道与南亚乃至欧洲的商贸活动十分活跃，且“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

元代，蒙古王国在定鼎中原之前先灭大理，云南与缅甸联系更加紧密，永昌道上商贾往来愈显频繁。著名游行家马可·波罗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一来到“大汗版图”的“卡丹丹省省会永昌”便发现，在这个商贾如云的“西南一大都会”里，人们“以黄金作通用货币，以重量作计算单位。也有用贝壳的”，而这里的金价很低：五盎司银子就能兑换一盎司金子，“所以输入银子到这里的商人，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这就是说，当时的保山已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原始金融市场，并有许多人因从事货币的炒作而发了大财。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经济尤其是手工业迅猛发展，产品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对外贸易的品种和规模随之扩大，丝织品、铜铁锣锅、布匹、瓷器、烟、茶等物大量输入云南，极大地刺激了云南手工业纺织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输出项目已不限于普通商品，特殊的商品——劳务及技术输出也呈一时之盛：大批开采玉石、宝石的技术工人“走夷方”，使缅甸玉石、宝石产量激增，并使永昌道很快成了一条“玉石路”、“宝井路”。宫廷采买官、镇守太监纷至沓来，专买乃至专索玉石、宝石；雄商大贾亦云集保山、腾冲。商品交易量的剧增带来了原始运输业——马帮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