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曲》的诗学贡献

文学史上第一个意识到诗与隐喻这种亲密关系并通过诗歌意蕴的探究还原这一过程的人就是但丁。但丁曾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和《论俗语》中谈他的诗学主张时说诗有四义：字面义、隐喻义、道德义和神秘义。他所创立的诗学理论可以称作“诗为隐喻说”。

但丁的“诗为隐喻说”有着深厚的宗教底蕴，隐喻是人类早期表达思想的基本方式，因为这个时期的人类还不能用分类与抽象的方式，只能就形象作为整体的把握和表述，而形象的整体表达本身就蕴含着多层面含义。在基督教徒看来，此岸世界是上帝之国在人世的投影，或曰世界是上帝写的一论著，上帝以此来向世人昭示意义和真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圣经》便是一本记录了上帝之隐喻的大书。因而对圣经的阐释也成为了一项隐喻活动。“隐喻解经”始于公元1世纪大哲学家斐洛。“斐洛认为《摩西五经》中摩西使用了神话的、历史叙述的和祭仪律法的外在形式，然而表述的却是内在象征意义和精神意义。”

但是斐洛的阐释不是从字面意义出发，同时也不注重挖掘传统的道德寓意而是直接生硬地引入了宗教神秘义。因此，斐洛的释经思路具有很大的跳跃性和任意性。但斐洛的确具有开创之功，开创了发掘微言大义的释经传统。这一传统经过后代学者们的不断完善，隐喻解经的意义逐渐被规范为字面义、隐喻义、道德义和神秘义这四层稳定的含义。与斐洛不同，阿奎那非常重视字面意义的作用。他认为只有从字面义出发，所有的引申义才有存在的根据和基础，才不致在理解上发生混乱。

尽管阿奎那对隐喻解经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并没有将它运用到诗歌的解读之中。因为在他看来诗歌除了虚构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上帝的语言才有深刻神秘的含义。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是由但丁完成的。

但丁将托马斯·阿奎那隐喻解经的思想应用到诗学里提出了“诗为隐喻说”。“但丁对中世纪诗学的最大贡献，是将在阿奎那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世俗的诗，有意义地抬高到了足以与神学比肩的崇高地位。”从此，神学不能够再藐视诗歌，因为诗歌能够借助形象表现真理。

虽然研究者们十分重视但丁的“诗为隐喻说”在诗学史上的开创性，但却很少认识到但丁的诗学思想在他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四义”在作品中的具体意义、应用方式以及造成的表达效果几乎没有进行过探讨。一些研究者认为“四义”只是但丁表达自己诗学思想的一种方式并没有实质意义。

但姜岳斌所说“字面义是通过文字直接传达的信息或直接描绘的形象，而隐喻义、道德义和神秘义都是字面义在不同的象征层面的延伸。很显然，这是但丁从诗歌创作或解读的角度来表达自己的诗学思想，而并未在内容方面予以更多关注。”

事实上，诗学思想和文学实践在但丁这里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但丁的作品中，他的诗学思想才彰显出来。但丁十分重视他诗歌所包含的多重意蕴，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谈到《神曲》的意义时他说道：“必须知道，我这部作品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反之可以说是‘多义的’。就是说，含有多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照文字上的意义；第二种意义是照文字所表示的事物的意义。第一种可以称为自己的意义，第二种可以称为讽喻的或神秘的意义。”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种论法，可以把它运用到如下诗句：‘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宾离开了说异言之民，那时犹大是主的圣所，以色列是他的领土’。如果只看字义，这句诗对我们说的是摩西时代以色列的儿女离开埃及；如果看它的讽喻意义，它说的是基督为我们赎罪；如果看它的道德意义，它说的是灵魂从罪恶的哀伤悲惨中转入蒙恩状态；如果看它的神秘意义，它说的是神圣的灵魂摆脱尘躯的奴役而享受永光的自由。”

但丁不厌其烦地强调《神曲》的多重含义，并以圣经中以色列出埃及为例详尽阐释其中的四义。由此可见，但丁十分重视对《神曲》多层意蕴的发掘，希望埋藏在作品中的四义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得到他们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