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的起源》中的启蒙人类学

一般文学史家公认，1770年赫尔德在斯特拉斯堡与歌德相会,是狂飙突进运动的重要标志。法兰克福的“赫尔德—歌德派”、“格廷根林苑派”、以席勒和舒巴特为主要力量的南德派，是这场运动的三支主力，歌德是旗手，赫尔德是精神领袖。

赫尔德，全名为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8.25-1803.12.18)是德国、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成为狂飙运动的基础。

在17、18世纪的欧洲，随着兰克指出的“自由的、无条件地追求事物本质的方向”日益普及，国家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开始成为一回事。

在绝对王权体制之下，法国成为了当时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法兰西学院随之创办，国家与启蒙精神的结合成为一种时尚。与这一自上而下的启蒙风气相应，各式各样的哲学人类学与文明起源论层出不穷，关于人类语言起源的一系列讨论也就随之诞生。

这方面的典型文本除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就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的《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

赫尔德是启蒙时期声名远播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诗人，是康德的学生和歌德的老师，在思想史上扮演着“狂飙突进”代言人和浪漫主义先驱者等等角色。

《论语言的起源》是赫尔德提交给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参赛论文。科学院举办征文比赛，旨在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启蒙主义的讨论。这篇文章能在众多“选秀者”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奖，说明其中的思想与流行的启蒙思潮关系密切。

然而，有学者通过考察哈曼与赫尔德的通信，猜测赫尔德这篇论文有隐微地反讽科学院的意味。这也就让我们遭遇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赫尔德究竟是启蒙精神的继承者，还是如后世许多学者所言，是“反启蒙”思潮的先驱？

《论语言的起源》显然并非一篇单纯的语言学论文，而是要通过研究语言的起源及其相关的人类理性、感性等方面的问题，来表达赫尔德关于人性与文明进程的哲学思想。

这篇文章由三个篇章与四条“自然规律”构成。第一个和第二个篇章通过攻击当时盛行的几种语言起源论，反过来凸显赫尔德本人的“自然状态”学说；第三个篇章则进一步推论出赫尔德关于语言、感性和人类的一般看法。

赫尔德表示，之前的哲人对人类理性的形而上学定义是排斥了具体感官能力的不当抽象，人的“意愿本质”的实质并不仅仅是理性能力（Vernunftkräften），而是一种人类天然地寻求自我认识并寻求在更大空间中自我显示、实现的“思虑”（Besonnenheit），这种能力对成熟的知性与本能的感性进行综合，使得其中的对立得到抵消。

人类与其说是思辨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思虑的动物。通过思虑所形成的综合性的灵魂，让人类能够针对自然界自由地施展其力量。

最值得注意的是，赫尔德相信思虑的能力是有成长性的。婴儿没有成熟的理性，但他天然具有思虑能力，能够成长为具有成熟理性的个体，“将要生长起来的东西，不是已经有了一个胚芽么？一粒种子里面，不正包含着整棵大树么？”

人类能够基于这一天赋自由地在时空中成长起来，并学会让思虑能力成熟地朝向一个主要方向发展。所以，“哪里还有什么隔绝开来的理性力量？在此，起决定作用的是一种统一的、积极的心灵力量——感性一强，思辨理性就弱；思辨理性的成分一多，生动的色彩便会减少”。

早在写作《德意志当代文学断片》时，赫尔德就明确表示“语言”具有构建人类认识能力，尤其是概念思维的地位：“不仅仅是意识在语言当中得以构成，并且唯有通过符合于语言，思想才能获得形式，文学的思想在语言当中努力表达出来，并与之相契地形塑着自身”。

赫尔德相信，这是人类独有的自我实现的方式，人对世界敞开，并在其中通过使用思虑能力掌握语言，在这样的时间进程里逐渐确立自我的位置。其他的动物是封闭的、单向度的感性个体——卢梭笔下的自然人就是如此。

而赫尔德会认为，人类在其生存过程中，“积极的力量以更精巧的组织形式、在更大的空间中更明白地显示了出来”（第29页）。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语言这一独特的活动构成了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存在本质。

后来的赫尔德研究者会将此归纳为“创造的能力，通过选择而非受必然性驱使采取行动的能力，以及对自我及其行为进行思虑的能力，使民族的成员与动物群体的成员得以区分开来”。

与一般的启蒙主义者迷信哲学思辨和科学方法的态度不同，赫尔德会认为，科学与艺术必须发生在“语言人”的生存方式当中，才真正符合“自然”，进而通向理想的文明社会。

在《论语言的起源》的开端，赫尔德就暗示，哪怕进入文明社会，对于儿童、女人、病人、少数民族和孤独的人来说，“自然声音”及其相伴的“丰富的表情、简朴的乐调、突然的转折，低沉的话音”依然要比“来自上帝的缥缈真理”的力量强大得多。

而诗人和演说家则最善于使用这种声音（第16页）。在这个意义上，赫尔德当然并非“反启蒙”，而是将由绝对王权推动的官方启蒙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重视情感、体验和审美价值的民主启蒙的阶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明白《论语言的起源》中的思想与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主流观点之间的微妙差异，进而发现这篇文章不仅仅是语言学名著，还是美学和政治哲学名著，其中包含着对未来“审美政治”生活设想的诸多理论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