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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11月18日:丁汝昌出生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1-28 13:25:00

丁汝昌(1836—1895年),原名丁先达,字禹亭,号次章,安徽合肥石头镇人。清朝晚期将领,官至北洋水师提督。

丁汝昌早年曾参加太平军,随队归顺湘军。不久,隶属李鸿章淮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官至记名提督。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调入北洋水师。光绪七年(1881年),统率北洋水师官兵200赶赴英国,接带“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丁汝昌指挥北洋水师与日军展开大东沟海战,后舰队退保威海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威海卫之战中,抗击日军围攻。未得上峰命令,无奈港内待援,最后在弹尽粮绝、援军未至的情况下,拒绝日军将领伊东祐亨劝降,服食鸦片自尽以谢国人。宣统二年(1910年),平反昭雪。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十八日,丁汝昌出生在安徽庐江县石头镇。丁汝昌原籍安徽凤阳县。明朝初年,祖先从凤阳迁居庐江,投军入了卫所,后人成了卫籍,落户在庐江县北乡石嘴头地方,子孙繁衍,人口增多。后来,该地改名为丁家坎村。

咸丰年间,丁汝昌家迁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镇汪郎中村),丁汝昌的父亲丁灿勋,以务农为生,生活贫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在丁汝昌十四五岁时,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

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征入太平军。后随太平军驻扎安庆,成为程学启部下。

投降清军

咸丰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太平军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集贤关湘军训导曾贞干投降。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批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七月十三日,程学启、丁汝昌作为前导,攻破安庆北大门外的太平军营垒3座,断绝了安庆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八月一日,曾国荃指挥程学启、丁汝昌等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

战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当时因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淮军,支援上海,并将大都由安徽人组成的,程学启的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

同治元年(1862年),程学启、丁汝昌等随李鸿章乘轮船前往上海。八月,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战于四江口,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100人。旋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办理后勤。丁汝昌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3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同治七年(1868年),东捻军被清廷剿灭,丁汝昌因功被授为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罢职归田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刘铭传拟裁去丁汝昌部马队3营,丁汝昌致书抗议,刘铭传怒其不执行命令,欲杀之。丁汝昌闻讯,驰归故乡巢县,得免杀身之祸。

同年,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展开海防大筹议,李鸿章力主购买铁甲舰,办理海军。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是湖北钟祥人,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我们家有数亩薄田,足够吃饱肚子,大丈夫建功立业,自然会有机会是,暂且等待。”家居数年,丁汝昌时常想到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姑前往天津投靠。

李鸿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就对他说:“刘铭传与你有过节,如果我用你,就会与刘铭传发生不愉快。你应该和他分道扬镳!如今我打算创建海军,缺乏人才统率,你如果能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归来,将把此任交付给你。”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

扬威域外

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从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艘军舰来华,北洋军舰日渐增多,李鸿章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赴英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号巡洋舰。在英期间,丁汝昌觐见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拜访了英国海军司令和高级军官,并与当时一些著名的军舰设计师会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借赴英的机会,丁汝昌特意绕道德国,参观了建造中的“定远”舰。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王朝京城爆发壬午兵变,国内局势大乱,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出兵朝鲜。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开赴朝鲜,用以观察局势和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丁汝昌与候选道马建忠离开烟台,率舰队抵达朝鲜仁川,日本海军舰队已先期到达。丁汝昌决定“以软禁祸首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先着”,遂乘“威远”回天津请兵。

七月七日,丁汝昌率“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等船舰,载运淮军吴长庆部2000余人往朝鲜登陆,七月十三日,丁汝昌与吴长庆、马建忠等设计擒获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押往天津软禁,使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落空。

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称记名提督新授天津镇总兵西林巴图鲁丁汝昌,久历戎行,才明识定,前往英国督带快船回华,创练水师,讲求西法,能耐劳苦,此次扬威域外,足张国体。清政府赏丁汝昌穿黄马褂。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国在德国订造的定远号战列舰、镇远号战列舰、济远号战列舰回国,丁汝昌与津海关道周馥前往验收,举行升旗仪式。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李鸿章命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查洋面。不久,李鸿章又派吴大澄等勘定吉林东部中朝国界,命丁汝昌率舰队至海参崴接应,然后折赴长崎进船坞保养。

七月初十日,定远等军舰到达日本长崎,引起日本民间的艳羡、妒恨心理。

七月十六日,中国休假水兵上岸,和日本警察及民众发生争斗,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一度准备下令向日本开战,被丁汝昌制止。最终中日通过外交、法律途径平息了这场争端,日本向中国赔偿5万余元。

统领海军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命令各地督抚物色将才,分别保奏,以备任用。七月二十日,李鸿章递交《保举将才折》,丁汝昌名列其中。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清政府规定北洋海军官制,在威海择地建造水师公所。九月九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奏准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建军。

九月十三日,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的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海军提督,不久赏加尚书衔。根据丁汝昌的建议,清廷在威海刘公岛设立水师学堂,培养驾驶、指挥军官;在大沽、旅顺设立水雷学堂,培育鱼雷军官;在山海关设立武备学堂,在威海设立枪炮学堂,培育各级专业军官。

丁汝昌在任职期间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的建设呕心沥血,严于律己,但整肃军纪不够严厉,并且对李鸿章言听计随,北洋海军在其领导下,俨然为李家军。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丁汝昌率舰队访问日本。鉴于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曾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采纳。

黄海海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丁汝昌获尚书衔。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高宗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李鸿章以中国军力不充,准备不足,不建议过早开战,尽量拖延时间。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

六月二十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七月一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战争爆发后,光绪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情绪激动。数日间,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

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因为对丁汝昌的指责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光绪帝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由于入朝日军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八月十八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

中午11时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犄角鱼贯小队阵(或称夹缝鱼贯小队阵)改为犄角雁行小队阵”(或称夹缝雁行小队阵)。这个阵型也就是丁汝昌在报告中所说的“夹缝鱼贯阵”迎敌,同时他还向全舰队发出三条作战训令:(一) 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二) 始终以舰艏向敌,即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三) 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由于时间紧迫,北洋舰队迎战时的队形未能形成犄角雁行小队阵,实际接战时的队形类似于“燕翦阵”,至于后人所说的人字阵、后翼梯阵、突梯阵、楔形阵、V形阵都不过是一种近似的形象说法。而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

此时,两支舰队所处的黄海大东沟海面风平浪静,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军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向上升腾。在双方舰队相距12公里时,日本联合舰队向左稍稍变换航向,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扑去。12时50分,双方相距5330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305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

黄海海战开始,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为总指挥。不久,日舰炮火击毁了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北洋舰队遂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而日军第一游击队则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日本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作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舰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

17时40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在这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中,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各是12艘,中方军舰整体老旧,吨位和火炮数量均不如日方,而且缺少速射炮。作为北洋舰队的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丁汝昌的战场指挥有一定失误。

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日本海军在整场海战中指挥也同样是一团糟,此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受一定打击,但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5艘军舰。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丁汝昌负有一定的责任。

兵败殉国

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二十日,北洋舰队在旅顺完成修理返回威海,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伤,使得本已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被戴宗骞误会并举报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

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丁汝昌当时所处环境虽十分艰难,仍力图振作,召集诸将,筹商水陆战守事宜。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三十日,即光绪二十年除夕,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递送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三十日,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的制高点摩天岭,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为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将领)。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凌晨,丁汝昌组织的敢死队分为两路,较多的一路负责佯攻,另一路则负责将280毫米口径的克虏伯炮炸毁,完成任务后,敢死队全部牺牲。

此后,日本海陆两军配合,并利用剩下的陆路炮台,连日攻击北洋舰队,均被击退。二月五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定远舰遭重创,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二月七日,日军舰艇40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势将冲入,日本陆军也用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之后,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

二月九日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靖远中陆路炮台发射的炮弹受伤,丁汝昌欲与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二月十二日,丁汝昌毅然回绝日军劝降,只想以慷慨一死尽忠。当晚,服鸦片自杀,以谢国人。丁汝昌临死前,将北洋海军提督印截角作废,年仅59岁。丁汝昌死后,手下军官牛昶昞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

威海港里,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党、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

萨镇冰、谭学衡倡议水师全体将士官佐捐出三日饷银,作为工程费用,建造丁公祠于刘公岛上前海军练兵营内。由于众人支持,祠堂很快落成,共三进十余间房子,巍峨宏丽,双门扉上画有门神像,皆披金甲持战斧。祠堂内供有丁汝昌牌位与画像。

相关争议

丁汝昌战后长期背负罪责,至今仍争议不断,有很多不实之辞应当加以澄清。指责丁汝昌的不实之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说丁汝昌能力不强、指挥无方。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军专业,领导管理能力不强,造成舰队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认为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结果。诚然,丁汝昌出身淮军,并非海军,专业知识不及留洋培训将领。但北洋舰队的重要性决定了提督一职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也不可能不用“能人”,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这支舰队,不用能人不足以驾驭这支舰队。

与北洋舰队科班出身将领相比,丁汝昌是资历最深、作战经验最丰富、战功最多的将领。行内人都知道,创建一支新军与接手一支老部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统领舰队的提督,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使舰队成军,并投入作战,其责任、压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丁汝昌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一直在努力学习近代海军知识。从他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可以看出,他海军专业术语熟练,表达准确,相当熟悉舰队业务,具体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枪、逐日轮流打靶的训练安排,甚至舰船修理旧洞的数量他都亲自抓落实。某次,运抵军中的煤炭短少10吨,丁汝昌硬是5次追讨,直至补齐,从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对舰队建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二说丁汝昌“怯战”,消极保船,贻误战机。这一指责实际上是朝廷大员推卸责任、寻找战败替罪羊之举。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几乎参加了北洋舰队除丰岛海战外所有的战斗和重大行动,黄海海战中,他负伤后还不肯进舱,仍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

而在抗敌过程中,丁汝昌时常遭受无端指责及处分。他有许多机会可以推诿卸责脱离战场,但他从未这样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顶着来自朝廷的问罪、处分和言官们如潮的声讨、谩骂,抱定必死决心,忍辱负重坚守指挥岗位,直至自杀殉国。丁汝昌在指挥上深受李鸿章“保船制敌”消极防御方针的束缚,但他仅是这一方针的执行者。将“怯战”、消极保船和贻误战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显然有失公正。

三说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败的祸首。这是当时光绪帝和一些朝臣为推卸战败责任对丁汝昌的指责,什么丁汝昌“一贯畏怯避战”,“旅顺危急,率兵舰望风先逃”等,

现代还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称他自杀不是“以死报国”,而是自知罪责重大,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在舰队陷入绝境之际,日军将劝降书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诱他投降,丁汝昌斩钉截铁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

在威海保卫战中,丁汝昌以北洋舰队残余兵力多次击退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定远”遭袭时,他正在舰上与诸将议事;“靖远”中弹时,丁汝昌正在舰上督战,并意欲随舰俱沉。仅用“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来解释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