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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为何最终失败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4 01:48:11

范仲淹整顿官僚机构的六项措施,只不过是微小的改革。至于其它四项如“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摇役”更谈不上彻底的改革。“十事”宣布后,“修武备”一项,便因众多大臣反对而取消;其它各项虽然从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开始推行,但也无法贯彻下去。

仅仅这样一点微弱的改革,当时一般官员已认为“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庆历新政最后在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中,宣告失败。

失败原因

封建体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要改革封建官僚体制,说起来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来,却似难于上青天,这对宋代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在宋代,官僚地主阶级在官员丧失世袭爵位和封户特权的情况下,为了确保“世守禄位”,又参照唐制,制订扩大了中、高级官员荫补亲属的“恩荫”制度。

通过恩荫,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获得低级官衔或差遣,且宋代恩荫,不仅极广,而且极滥,每遇大礼,“臣僚之家及皇亲、母后外族皆奏荐,略无定数,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尽居禄位”。

据朱瑞熙先生在《复杂多变的宋朝官制》一文中的统计,宋代的州县官、财务官、巡检使等低、中级差遣,大部分由恩荫出身者担任。这种等同于官僚世袭的制度,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导致了“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

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变法首先从经济、军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绕过了澄清吏治这类最敏感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当然,这里面亦有减少改革阻力的因素)。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

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

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

朋党之争

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随着新政的推进,反对的声浪不断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对大合唱,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

“朋党”之所以被当作打击的利器,从而引起仁宗的反感与猜忌,因为“朋党”会危及皇帝的权威,触犯其核心利益。朋党之争,一直是困扰北宋政局的死结,并且延宕到南宋时期。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

朋党之说基于儒家思想君子与小人的观念,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而且极具杀伤力。

新政弊端

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规模阔大”。改革的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就曾经批评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事实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议论多,而实际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发空论,言行不检。例如石介,连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也觉得他“自许太高,低时太过,……好异以取高”。反对新政的更指责范仲淹等“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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