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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的神权是怎么走下中国神坛的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4 07:40:57

三星堆文化遗址还在进行发掘,越来越多珍贵的文物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各种各样的面具,各种各样的铜器,一个神秘的古代文明正在一步一步的被揭开面纱。在已有的对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众多文物当中,那些造型独特又精美、样式兼具狂放夸张和细腻写实的的青铜或者黄金面具,吸引了我的注意。根据《周礼•夏官》中的记载,方相氏在祭祀时佩戴面具进行通灵祈祷,再结合这些青铜面具出土于祭祀坑的事实,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三星堆背后的国家可能是一个神权文明。

1、三星堆背后的神权

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这尊人像极为高大,连同基座高达2.62米,重达180公斤,体形细长,腿部有脚镯,赤足站立在一个由四个龙头支撑的方形底座上。人像浓眉大眼,头戴一顶刻有象征太阳的莲花花纹冠冕,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这尊人像的一双手臂大得岀奇,完全和身体不成比例,而且姿势也非常别扭:双臂环抱在胸前,双手中空呈持物状。同样是在2号坑中还出土了一尊姿势和青铜立人像类似的人物残像,该像原件已被破坏,残高仅40厘米左右,但双臂姿势,双手的握孔和青铜立人像如出一辙,除此之外,其头部的冠冕极为夸张,两侧有长大的兽耳,正面方形巨口和象鼻一般卷曲的装饰物,巨口和象鼻一般卷曲的装饰物。

同样的是在三星堆祭祀坑中,还出土了多尊跪坐人像,和青铜大立人相比,这些跪坐人像小得可怜,人像通常高度仅13.3厘米,头戴平顶双角冠,左腿弯曲,右腿单膝跪地,手按腹部,很像是在恭恭敬敬地向青铜大立人跪报。

这些无不是表明三星堆文化时期,已然在三星堆社会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阶级分化的社会,在结合祭祀活动在社会中占据重要作用,似乎三星堆文明背后的国家是一个类似于商代那样的神权国家。

而据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文明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这段时期也恰好是中原文明中的夏商时期,而这段时期,也恰好是中原文明崇拜神灵、神权盛行的时期。

两相比照,似乎三星堆背后的国家也是神权国家,就并不难理解了。

可是,自有信史记载以来,中华文化中神权似乎早已远去消失,那么,三星堆文明背后的神权到底是怎样走下神坛的呢?

2、夏商周的神权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远古时期部落首领通常身兼部落酋长和巫师统领双重身份,神权与世俗权力合一,神权标识着王的神圣,王权赋予神以特定的社会功能,部落首领则是神权在世俗的代言人。

而原始的巫术礼仪活动构成了原始社会氏族文化制度、行为、信仰等社会方方面面的规范,随着祭祀活动的规范化和仪式化,参与祭祀的人也越来越多,原始氏族社会最初的文明制度展露雏形,开始慢慢成型。与此同时,人们通过祭祀仪式,凝聚起大规模的信仰,造就了以大部落为核心的中心宗邑,在中心宗邑内部构建了宗庙和宫殿,初步形成国家雏形,阶级也开始从此分化。

时间进入夏商周,文明社会成型,国家出现,当权的统治者开始利用神权思想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奴隶主贵族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极力宣扬并利用宗教迷信和鬼神观念,宣称自己是神和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接受天命来统治人间,对不服从其统治者施行天罚。

在《论语》中对大禹描述到“大禹,致孝乎鬼神”,《尚书》也有记载,有夏服天命。

商取代夏的历史事件,常用商汤革命来描述,商汤以武力灭亡夏朝,打破国王万世传承的传统,也是首次完成以人伐天的壮举。夏朝自认为有天命,然而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残暴不仁的下场就是被推翻。

商朝的诞生,本身就充满着浓厚的神学,在《诗经·商颂》就曾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朝不仅赋予自身以神权,并且将这种神权推向了一个高峰,奴隶主贵族集团对于神的崇拜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神的祭祀和占卜成了商朝政治生活的日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然而,即使是奴隶主贵族们极力宣扬天命论,残酷的奴隶制度下,仍旧无法阻挡商朝灭亡的浩浩大势,崛起与西岐的周王朝取代了商,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而神权也在西周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周朝的国王,自称周天子,位格看似下降,但却实现了王权与神权的分离,天只是作为王权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已经没有干预世俗权力的能力,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说法成为主流,天道昭昭,天命无常,变者恒通,天命虽有,却非一层不变,这就是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经过西周近300年的发展,神灵高居天上,王权行走人间,神权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已然开始动摇。

3、神权的衰落

周平王东迁洛阳,春秋战国时代随之来临。随之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明显提升,当人们发现不需要大规模的集体式耕种也能满足耕种所需时,私田随之兴起,大量荒田被开垦出来,井田制崩溃,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这些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在政治上要求更多权力,人权开始觉醒。

争夺土地的战争爆发,国与国之间相互兼并,亡国只在旦夕间,当奴隶主贵族们发现求神拜佛,根本不顶用,无法挽救国家颓势时,人权开始占据主流。

法家学说的先行者,郑国大夫子产就是一个典型的无神论者。公元前524年,中原地区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而此前曾有彗星出现。懂得天象休咎的裨灶预言郑国也将发生火灾,要求子产允许他用珍宝祭祷,从而免除郑国火灾。子产根本不理那一套:“天道远,人道迩,非我所及也,何以知之?”

子产的观点极富代表性也深刻影响着之后出现的诸子百家,治国齐家与其致力于飘渺难期的天道,不如脚踏实地在人道上下足功夫,只要人道功夫到家,天道必然酬勤。

进入战国群雄纷争的乱世时代,思想的激烈碰撞下,道德开始不再是权威独有,道德开始普遍化和具体化,周公推行的以德配天再也无法适应社会,德与世俗权威开始分离,不再是沟通天人关系的渠道了,天在此时上升为天道。天道有则,天道渺渺。

天道既然难寻,那么主宰人间的便是以道德为核心的人道,也由此开始了中国理性权威的世俗化进程。

4、终章

中国古代先民,崇拜神权,更多的时候是在生产力低下时敬畏自然的无奈,而随着古人对于自然的改造能力得到加强,神权回落,不在是指导古人生活的准则,神就该居于九天之上,而不是行走在人世间,人间的事自有人道处理。

中国人对于神权的相处模式,更像是一个和朋友交往的过程,当我有事时,找神拜一拜,临时抱佛脚,事后理都不带理的。

这样挺好,人生活在世俗之中,就该世俗化,神供奉在神坛之上,居于神殿之中,那就远离世俗,然而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真的不多,神权、世俗权力混为一谈,政教合一,神职人员把持军国大事,生活在底层的人民何来人权?

中国从西周到春秋再到战国,花了近800年,终于将神权拉下神坛,人权走进世俗,人定胜天,伐无道诛暴政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掌权者才能对子民有敬畏之心,施仁政布善心,国方之为国!

当神只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世俗权力时,人或许才能称之为真正自由的人!